城市化率，城市化率*国家
城市化率，城市化率*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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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余年来，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9个百分点。2019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60％，并在2020年升至63.89%，城市数量达687个。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称，近十年来，中国城镇化已完成了由“乡村中国”到“城镇中国”的蜕变，并逐步进入城镇化发展的中后阶段——中国城市发展体系已从单中心转为多中心，都市圈、城市群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截至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天津、郑州、西安、青岛和长沙等14城市陆续实现了常住人口超过千万、GDP超过万亿元人民币。
但倪鹏飞也表示，虽然在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的阶段，诞生了一批“双万”城市，不容忽视的是，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仍低于一些同等发展阶段上的国家。
“接下来，推动构建中小城市带动小城镇、中心城市或超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都市圈带动城市群的协同发展体系，是进一步释放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活力的关键。”倪鹏飞称。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依托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的中心城市，提高1小时通勤圈协同发展水平，培育发展一批同城化程度高的现代化都市圈。
伴随大城市的发展规模仍在持续扩大，如何纾解大城市病、并统筹好大、中、小城市发展的协调性正成为城市治理的重点。
“在人口持续流向大城市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制约了城镇化质量的继续提升。”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
马亮举例称，2020年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5.4％，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18.5个百分点，近十年来，人户分离比例不降反升，户籍制度亟待改革；城镇化发展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城乡高房价收入比却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正向影响，二者形成对冲；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比重仍在提高，但大城市新市民和青年人的住房困难、公共服务水平不均衡等问题也进一步凸显。
十九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在2014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中，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就已经明确，但现阶段继续使用“推进”一词，马亮称，更应注重在“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平衡好不同人群的发展诉求，推动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人户分离人口近4.93亿人，其中流动人口近3.76亿人，十年增长近70%，成为城市新市民和青年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7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缓解住房租赁市场结构性供给不足，推动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称，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坚持租购并举，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当前，中国城镇住房市场已告别总量短缺时代，一些区域甚至出现饱和、乃至过剩的现象。但结构性供给不足的问题却更加凸显，这一部分的供给不足问题，将给中国未来15年里带来约150亿平方米的楼市增量。”倪鹏飞称。
马亮进一步表示，随着大城市老龄化程度加深，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不足将制约大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未来大城市能否持续迸发活力，离不开外来人口的持续流入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市民化。从需求侧来看，新增市民规模的扩大，也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内需，增加城市居民消费总量，带动整体消费升级。而外来人口能否留得下来，取决于房价租金水平、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受尊重程度等多重因素。
背靠大城市，中小城市也将迎来自己的发展机遇。
倪鹏飞称，由于经济的空间活动受聚集和扩散两种力量支配，当城镇化水平突破50％，大城市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人口与产业的外溢现象，理想状态下，周围中小城市将承接这些人口和产业转移带来的红利。
“但这些发展机遇最终能否达成，还取决于城市群经济圈的整体规划，不断减少要素流通壁垒，并推动优质公共服务的同步外沿。预计‘十四五’期间，在城市群内部，中小城市将迎来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成为城镇化水平继续提升的主要推动力。”倪鹏飞称。
投资界-解码LP从北京通州区获悉，北京科创接力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简称“接力基金管理公司”）正式注册落地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目标交易规模为200亿人民币。值得关注的是，该基金还将申请作为北京市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持牌主体。
资料显示，接力基金管理公司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联合中国科学院发起，聚焦于科创行业，专注S市场的私募股权基金。
该基金的目标是围绕北京S基金市场，逐步打造“1+3+N”的基金体系，形成千亿规模的活跃交易资金群体。其中，“1”是北京科创接力基金作为S基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发先试，“3”是设立3支由行业重要参与者发起，围绕“S市场”开展业务的大中型基金，“N”是聚集“N”支在S市场长期活跃交易的中小型市场化S基金。
据悉，该基金致力于通过创新制度手段，营造聚合、撬动S基金巨大的市场接力作用，扶持并推动一批正在发展关键时期的科创骨干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接下来，接力基金管理公司还将申请作为北京市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持牌主体，面向全球机构资金广泛募集，充分集聚全球资金，为北京科创产业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为何落户通州区？据了解，通州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集中了各类优惠政策、优质资源，是许多试点政策的先导区，为各类经济体在这片沃土上释放活力构建了良好的生态基础，是S基金落地先行的*区域。
2021年6月，北京金融监管局等6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标志着北京成为国内首家基金份额转让落地的试点城市。今年2月10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官方发布平台消息，《通州区支持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集聚发展措施（试行）》（简称《S基金十条》）、《通州区支持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发展措施（试行）》（简称《REITs十条》），已获原则通过。
《S基金十条》和《REITs十条》不仅分别是北京地区首创性政策，更使得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个同时出台支持S基金、REITs发展专项措施的地区：
对公司制S基金管理企业、S基金合伙人，*给予3000万元开办费补助；
对达到一定交易规模的S基金管理企业，*给予2000万元资金补助；
对境内外QFLP或QDLP试点机构，每满人民币1亿元（或等值外币）可给予50万元补助；
对高管及投资者，也给予相应程度的资金激励等；
去年11月30日，中国证监会批复同意在上海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试点，这意味着上海成为了继北京之后，第二个拥有国内S基金公开交易平台的城市。除北京、上海外，三亚、苏州、青岛、广州等地也开始进行S基金的研究和探索。
中国VC/PE退出难，久矣
不管LP还是GP，对于S基金退出方式的接受度和依赖性越来越强。
2022第一季度，尚没有多只S基金出现，但出现了一些S交易：4月7日，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旋极信息决定向广微科技转让宁波景旋新材料合伙企业30%份额，交易价格为前期投资款（即1亿元）加投资收（单利年化收益率5%）之和，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宁波景旋份额。
更早之前，4月2日，山东矿机公布，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矿机华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华能装备”）拟与佛山佰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佛山佰盈”）签署《基金份额转让协议》，华能装备受让佛山佰盈持有的厦门为来卓识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来卓识”或“基金”）1.136%的份额，对应出资份额1000万元（600万元已实缴，400万元未实缴），经双方协商，转让对价为613万元，同时以自有资金400万元完成基金份额实缴义务。
3月初还有一笔S交易，买方为渝富控股，卖方为重庆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标的资产为重庆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今年以来，S基金市场还*出现了理财子公司身影——工银理财。此前，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公司同意工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受让北京航天国调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简称“国调基金”）12.72%的基金份额。
清科研究中心统计，直至2017年底《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发布之前，已经有约3万亿元规模的资管/理财资金通过金融机构流入VC/PE市场。典型渠道为信托公司、券商资管平台、基金公司的资管子公司等。这些资金对应的基金份额需要在《资管新规》后续规定的过渡期内有序退出。这一前提下，S基金交易机制将成为解决合规难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与此同时，LP们开始主宰自己份额的退出选择权，而GP也愿意寻找除IPO、并购之外的更多退出通道。通过调研，清科研究发现，当前对二手份额交易的强需求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面临存续到期但短期难清盘的“高龄”基金；
2、首批政府引导基金所投资的子基金；
3、资管/理财资金以嵌套和期限错配、资金池等形式所投的VC/PE基金。
以上三者分别因流动性需求、政府资金回流需求、合规达标清退需求而需要从市场上寻求其所持有的基金份额转让接受方。
据清科研究中心数据，三类LP对应的交易转让规模（供应规模）分别约为6500亿元、4000亿元和30000亿元。总计约4万亿元规模的资金正在等候二手转让退出。因此，S基金交易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之下具有双重价值。
其一，通用价值，即作为非标资产的“量尺”提供资产定价、作为“润滑剂”提升一级市场资产流动性；
其二，特殊价值，针对我国金融市场所面临问题，二手交易可作为“救心丸”发挥金融风险化解的关键作用。
2020年，被视为中国S基金的元年。这一年，深创投设立首只S基金，探索解决创投行业退出难问题。深创投曾表示，我国的S基金的交易还不算活跃，有一部分原因是第三方中介、交易所等配套支持体系还不完善，估值等关键交易环节仍未打通。如今，这个崭新江湖正风起云涌。
经济日报
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和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一环。在此进程中，需高度重视对县城的功能定位及对其发展方向的分类引导，积极培育专业功能县城，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将不同县城在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以及特色经济等方面的专业特长发挥出来，更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明晰重要意义
县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产业是县城发展的重要根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特别是积极培育专业功能县城，对于增强县城产业承载力和要素集聚效应、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有利于把我国城镇化速度稳定在适宜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得到快速提升。2021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2%。从其他国家城镇化发展情况看，城镇化率达到60%后，不同国家的城镇化进程会出现分化。有的国家城镇化明显降速，到65%左右就不再提高；有的国家表现为缓慢降速，到75%左右进入稳定状态；有的国家城镇化速度一直保持稳定增长，到80%左右趋于稳定。当前，我国人口向大中城市集中的趋势已经放缓，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将有助于我国城镇化速度稳定在适宜水平，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等一系列重大部署持续提供动力。
二是有利于增强县城的承载力、吸引力、辐射带动力。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县城及县级市城区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近30%，县及县级市数量占县级行政区划数量约65%。但总体上看，我国县城发展仍相对滞后，人口和经济发展不匹配。具体表现为，大部分县城建设总体落后，对人口、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吸引力不足，产业集聚效应较弱。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因地制宜补齐县城发展的短板弱项，促进生产要素在城市、县城和乡村之间的流动，推动县域逐步形成特色鲜明、结构优化、富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有助于使县城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效应与产业集群的规模经济相互促进，使县城的承载力、吸引力、辐射带动力全面提升。
三是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县城是连接城市、服务乡村的重要桥梁，是破解乡村发展难题、弥补乡村发展短板的重要突破口。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完全改变，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非农业，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尚在推进之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一项重要任务，尤其需发挥好县城的作用。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将有力提升县城对乡村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
找准建设重点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需顺应县城发展规律、人口流动趋势和产业变迁态势，坚持科学把握、*定位、分类引导、突出重点、特色发展。
一要顺应县城发展规律，科学定位、分类引导县城发展方向。当前，我国县城呈现出多层次、非均衡发展的特点。大城市周边县城积极承接城市产业溢出或功能疏解，全面融入大城市、都市圈及城市群；一大批具有特色产业或特色市场的县城经过多年发展，产业规模效应和要素集聚效应明显。县城所处区域不同，发展基础、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资源禀赋、腹地面积、环境容量等各不相同，多层次、非均衡发展既是客观趋势，也符合城镇化一般规律。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需顺应县城发展的内在规律，充分认识县城发展的巨大潜力，立足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区位条件、产业基础等，统筹县城生产、生活、生态、安全需要，对县城发展方向进行科学定位、分类引导。
二要研判人口流动趋势，探索县城特色化发展路径。我国城镇化还有巨大空间，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落户、定居仍是大趋势。从城市看，部分城市生活成本高，人口过度聚集，“规模不经济”“城市病”等问题突出，对人口的吸纳放缓。从县城看，大城市周边县城已经成为吸纳人口的重要承载地，具有较强产业基础或产业集群的县城在促进人口集聚、吸纳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加强基础好、潜力大、产业特色鲜明的县城建设，更好发挥这些县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功能，十分重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需顺应人口流动趋势，重点做好大城市周边县城和专业功能县城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有效吸纳。
三要实现联动综合施策，大力培育专业功能县城。产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产业有特色，县城发展才有竞争力，县域经济才有辐射力。当前，县城产业尤其是一般性制造业已呈现出地域化、聚集化、特色化发展的趋势，部分发展较好的专业功能县城在吸引就业、辐射周边方面表现突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需立足县情，更好支持这些具有资源、交通等优势的县城发挥专业特长，突出比较优势，鼓励县城利用自身的特色资源、特色文化、特色区位、特色生态等培育发展特色经济和支柱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健全配套产业，推动产业专业化集群式发展，强化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产业支撑。
凸显产业特色
在培育专业功能县城的过程中，要更好发挥县城比较优势，突出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增强县城产业支撑能力，促进县域经济特色化、特色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集群化。
一是坚持“一县一策”，瞄准特色产业发展方向。实施差异化战略，立足县城自身产业基础和发展实际，把握产业发展趋势，科学确定县城主导产业或特色产业，聚焦符合政策、市场规模大且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领域，引导产业集中集聚发展，持续释放产业发展的“乘数效应”。同时，更好发挥政府引导作用，科学编制和完善建设方案，统筹培育本地产业和承接外部产业转移，突出企业在承接产业转移中的主体地位。
二是完善园区功能，增强产业发展支撑能力。积极搭建产业园区平台，实现产业规模化、集群化、链条化发展，提升现有产业园区能级，提高县城产业发展的承载能力。产业园区要做好产业导入、产业运营、产业链条延伸等方面工作的有序衔接；助力特色产业发展壮大，拓展招商引资、营商服务、要素配置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搭建特色创新平台，引进和培育产业研究院、产业创新中心、众创空间、大学生创业园等创新平台；积极探索产业基金运营模式，完善产业园区投融资功能。
三是健全配套设施，夯实县城产业发展基础。加快形成县城生产、运输、消费的良性循环，推动产业发展与就业、民生相互促进。具体来看，需着力完善市政交通设施，畅通对外连接通道；建设规模适度的公共仓储集散回收设施，配套发展物流中心和专业市场，改善县城消费环境；完善生活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教育、医疗、环境、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和设施的水平，推进县城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
四是破解要素制约，强化产业培育要素保障。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着眼破解当前制约县城产业发展的制度藩篱和现实障碍，加快推进改革，合理引导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实现城乡要素优化组合、合理配置，强化专业功能县城持续发展的能力。
（本文经济日报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郭冠男 陈 润）
城镇化是目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91425万人，城镇化率为64.7%。分省份看，各地的城镇化水平差别很大。
第一财经
需要说明的是，2021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已经公布，但未披露上海市城镇化率。不过，到2020年，上海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89.3%，且近年来一直维持在稳定的状态，该数据即使放到2021年，也依然位居第一。
8省份城镇化率超70%
从数据来看，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江苏、辽宁、浙江、重庆八个省份城镇化率都已经超过了70%，比上一年多1个，即重庆。数据显示，2021年重庆城镇人口为2259.13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为70.32％，比上年提高0.86个百分点。
在8个省份中，上海、北京、天津超过了80%。其中，上海的城镇化率为89.3%（2020年），北京的城镇化率为87.5%，天津也达到了84.88%。这三大直辖市作为城市经济体，农业所占的比重很小，农村人口占比也很小。与京沪津相比，其他省份作为省域经济体，地理面积比较大，不仅有城市，还有大量的农村地区，农业人口占据相当的比例，因此城镇化率自然也就与这三个直辖市的差距较大。
其中，广东的城镇化率为74.63%，在直辖市以外的各省份中位居第一，在31个省份中位居第四，比第三名的天津低了10.25个百分点。不过，作为第一经济大省，广东有21个地市，珠三角和粤东西北之间不仅经济发展差距大，城镇化率的差距也比较大。
根据第一财经
这种城镇化的差异也与广东区域经济差距有关，粤东西北地区与珠三角地区差距过大一直是难以解决的顽疾。例如，2020年，广东有10个城市人均GDP低于5万元，全部来自粤东西北地区，有3个城市人均GDP低于4万元，*的梅州为31188元，仅为深圳的19.8%。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
广东之后，第二经济大省江苏城镇化率为73.94%，与广东类似，江苏也存在区域之间的城镇化率水平差距，比如苏北就明显低于苏南。只不过，相比广东，江苏区域之间的城镇化率差距要小一些。
东北的辽宁城镇化率达到了72.81%，超过了东南沿海发达省份浙江、福建，位居全国第七。值得注意的是，东北省份整体城镇化率水平较高，比如黑龙江的城镇化率居全国第12，吉林居第17。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对第一财经分析，东北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早，在改革开放前的城镇化率就比较高，在全国位列前茅，因此现在整体的城镇化率也比较高。
重庆的城镇化率位居全国第八，在中西部领跑，甚至超过了东南沿海发达省份福建。
重庆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以来，全市城镇化率年均提升1.47个百分点，增速高出全国同期水平0.24个百分点。
重庆市统计局分析，城镇化率的稳步提升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区域扩张和人口向城镇地区聚集密切相关。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城区镇区范围不断扩大，城镇容纳人口能力进一步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镇工作和生活；另一方面，随着外出市外人口的回流，市外流入人口的不断增加，这部分人主要集中在城镇区域，使全市城镇人口快速增长，城镇化率得到显著提升。
这两大区域潜力大
从城镇化率较低的省份来看，当前仍有10个省份低于60%，分别是西藏、云南、甘肃、贵州、广西、河南、新疆、四川、安徽和湖南。
这些省份中，一些人口大省人口总量大，农村人口总量较高，未来城镇化潜力很大，比如河南、安徽、四川、湖南、广西。总体来说，人口密集、城镇化率又比较低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黄淮海平原和西南地区。
其中，户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很有代表性。河南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末，全省城镇常住人口达到5579.0万人，比2020年末增加68.7万人；乡村常住人口4304.0万人，减少126.7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6.45%，比2020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比2021年全国0.83的提高幅度高出0.19个百分点。
在河南省内，一些流出人口较多的人口大市城镇化率比较低。其中，周口的城镇化率仅为43.62%，驻马店城镇化率为45.17%，商丘为47.21%，南阳为51.61%。
另一个中部人口大省安徽，其西北部也是人口密集、城镇化率较低的区域。其中，人口大市阜阳2021年城镇化率为42.7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近22个百分点；2000年从阜阳拆分而置的地级市亳州，2021年的城镇化率也仅为43.2%。
牛凤瑞说，人口密度比较大的地方，城市的空间布局密度、城市规模都有相应的基本条件。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游都是平原比例比较大、农业生产条件好的地方，所以人口密度都比较大。
另一个潜力较大的区域是包括广西、云南、贵州以及四川南部等在内的大西南地区。这里虽然山地多、平地少，但人口也较为密集，由于原有的交通颇为不便，属于我国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的地区之一，目前这些地区工业化、城镇化、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公共服务的发展水平都比较低。不过，近年来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的不断完善，这些地方的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进城不断加快。
以高考人数为例，2008年云南的高考报名人数为22.05万人，2020年云南高考报名人数达35.8万人，比2008年多13.75万人，增长62%；广西2021年高考人数比2008年增加了81%。
牛凤瑞说，西南的广西、云贵等地原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教育发展也比较滞后，但这些年随着经济发展，教育也快速发展，高考人数增加，大学在校生人数大幅上升，而高等院校毕业生主要就业空间在城市。整体上，这些地方的城镇化率在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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