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化工业，重化工业一览表
重化工业，重化工业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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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君咨询产业园区事业部 研究员
北京和创瑞智管理咨询公司 咨询顾问
前言
随着“双碳”及ESG理念进入落地关键期，相关政策频频出炉，2022年6月30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相关专家指出，坚持“双碳”推动城市走上高效集约、绿色循环的发展道路，这条路是长期可持续的。
产业园区不仅仅是产业集聚发展、贡献经济增长的主阵地，同时也是践行节能减排、优化生态环境的主战场。那么产业园区如何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提升整体能效加快推动“低碳”园区建设？和君产业园区事业部基于多个项目实操案例，总结出如下四方面经验，供园区同仁参考：
01
源头上：提升园区能源使用效率
“低碳”园区在建设初期充分考虑产业结构比例和产业上下游关系，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实行绿色招商和产业链招商。对于园区已有重化工业企业要加快调整产业发展方式，大力推广无碳、减碳、去碳等低碳技术，从生产源头减少碳排放。
一方面从能源供给端着手，推动能源供给侧的全面脱碳，挖掘需求侧能源灵活性应用潜力，加快构建清洁低碳的能源体系，推进多能融合技术体系突破。聚焦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重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推广应用，开发储能、热泵技术，提高能源利用率、保障能源安全，推动可再生能源发电与储能技术结合，促进各能源系统间资源优势“合并”。
另一方面通过部署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例如利用风电、光伏等能源，实现园区电力自发自用，减少外购电力。同时，对园区能耗占比较大的系统，尤其是空调和照明系统，要进行节能改造，可通过传感器自动调节，控制开关，实现节能。除此之外，园区管理方或者入驻企业还应该对园区内部空间进行闲置地绿化，不仅能改善环境，还能实现碳回收。
02
过程中：实时监测园区碳排放数值
数字化手段在园区的“低碳、零碳”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赋能作用，园区应积极部署能源智能化应用和可视化管理平台、园区综合监控平台等管理型公共平台建设，从而整体实现园区碳中和的精细化管理、智慧化服务。
园区还应加大智能传感器、数据中心、云计算等新基建在园区工厂、建筑、停车场等全域布局，全流程、全时段监测园区碳排放量。在重要监控区域部署视频监控设备，对系统当前环境进行监控。视频监控系统与园区低碳管理平台无缝集成，在管理平台中随时对指定地点的视频进行浏览，在有异常情况发生时，随时切换到相关的视频监测点，查看画面情况，实时监测园区碳排放情况。
除此之外，园区管理方根据能耗管理系统采集到的数据和相关资料，按用能设备、能源介质（水、电、气等）对能源量数据做“日平衡”和“月平衡”分析。将统计分析结果通过饼图、报表、曲线等多种形式每周、每月给园区企业发送分析统计报告，并通过单位用能状况提供节能减排技术建议。对于周、月能耗及碳排放上限的企业，一旦建筑设备能源消耗接近报警阀值，园区管理方可通过软件、短信、邮件等形式发送警示信息，提醒园区企业。
03
运营中：优化园区能源管理与调度
园区利用能耗管理系统全面掌握各建筑能源利用状况，实现对园区建筑生产过程中产品能耗指标、耗能设备、生产工艺、能源消费结构等的监察管理，对园区企业的生产、输配和消耗环节实行集中扁平化的动态监控和数据化管理，监测企业电、水、燃气、蒸汽及压缩空气等各类能源的消耗情况，通过数据分析、挖掘和趋势分析，帮助企业针对各种能源需求及用能情况、能源质量、产品能源单耗、各工序能耗、工艺、车间、产线、班组、重大能耗设备等的能源利用情况等进行能耗统计、能源成本分析、用能预测、碳排分析等。
同时针对工业节能减排的需求，将厂区用能及分布式发电设备全面接入能耗管理系统，结合工厂ＭＥＳ制造系统，提供能源*配置的生产排单计划，降低能源成本。其次，当处于生产高峰时，联动园区其他辅助设备，如充电设施和暖通等设施，短时间内为生产让步，避免尖峰负荷及配电设备过载。
04
制度上：构建现代低碳园区治理体系
首先，园区管理方收集园区所有能源数据、碳排放数据，为碳服务、碳交易提供大数据支撑。同时将一定碳排放量的企业均纳入碳市场管理（强制和自愿），通过市场机制寻求最经济的减碳路径，并开展负碳技术、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交易，探索园区碳交易落地实施的特色。
其次，园区积极引入金融机构，构建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发挥绿色金融引导作用，降低企业的低碳绿色转型成本，激励企业做好碳中和长期规划，开展零碳技术研发、示范与使用。同时，加快完善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价格、财税、金融等经济政策，推动合同能源管理、污染第三方治理、环境托管等服务模式创新发展。
再次，积极培育和引进高端技术服务机构。依托园区所处区域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等的科研力量，以节能、污染物监测、碳盘查、碳资产管理等为基础，拓展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水平，为企业低碳、零碳技术开发和使用提供数字化、智慧型服务，形成以智慧科技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发展格局。
结语
随着我国“双碳”战略的不断深化，园区向低碳化、绿色化、智慧化的转型势在必行！园区通过合理有效的产业选择和“准入机制”，以及相应的制度治理体系，同时运用低碳设施与信息技术，通过数据监测设备和数据库，对园区建筑实时能耗数据采集和分析处理，实现园区低碳综合管理，提升园区服务能力，满足园区低碳建设的新需求，最终为园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完）
《2021年中国产业园区创新发展报告》由和君咨询产业园区事业部、选址中国联合编制，自2021年底启动，历时2个月完成，总字数超过7万字。报告通过三大关键维度、十三大关键词，全方位总结和深度剖析2021年产业园区的发展状况、创新要素，产业园区运营的创新案例及其对产业园区行业带来的深远影响，前瞻描绘产业园区未来的创新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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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君产业园区事业部简介
和君产业园区事业部聚焦于产业园区、产业地产、政府平台公司咨询与产业落地领域，提供战略规划、体制机制改革、产业规划、招商策略、运营服务体系优化、产业基金设立、人才队伍培养、考核激励机制优化、创新政策研究、对标研究、托管运营等“一揽子、全方位、实效化”服务，致力于推动产业园区和地产企业的战略与运营管理升级。
典型客户和案例包括：中关村发展集团、招商蛇口、首创高科、远洋集团、中车科技园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亿达集团、北京市顺义区、北京经开区、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海南崖州湾科技城、许昌*经开区、郑州经开区、郑东新区、莆田兴化湾、中关村软件园、中关村集成电路设计园、中关村医疗器械园、中关村京津科技城、远洋盈创产业园、北京星海产业园、北京大族广场、上海崇明智慧应用产业园、海尔卡奥斯工业互联网产业园、大连软件园、昆明数字经济产业园、远洋马驹桥物流园、四川中江互联网小镇、青岛中德生态产业园、杭州传化科技城、秦皇岛西港、河北定州国科新城、廊坊人才创新基地、苏拉化工产业园、云南磨憨物流产业园、深圳湾、云南康养、杭州世界传统医药基地、合肥国际产教融合科创城、金华国际智能港、温州市高铁新城、***医立方生命科学中心、中科院泸州医养结合体、烟台金山湾文旅康融合园、鄂尔多斯成吉思汗园……
北辰实业、北京昆泰集团、北京海开集团、青岛黄发集团、湖北鄂旅投集团、昆明智投公司、北京一轻控股集团、北车股份、中国民航机场建设集团、中核工程公司、大豪科技、海尔卡奥斯、融融网、科融环境、青岛建安集团、中国企业报集团、八大处控股集团、南京城建、洛阳国宏投资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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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丨诺普信(002215.SZ)公布，公司于2022年7月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处置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基于公司中长期战略布局，经过谨慎研究和反复论证，公司拟将持有参股公司山东绿邦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绿邦作物”)30.41%股权分别转让给王云辉、李庆新、刘振仁，转让价格为3.08825元/股；转让股份数量合计1280万股；转让总金额为3952.96万元人民币。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绿邦作物的股份。
【文/ 施展】
美国对越南的关税政策比较友好，中国却要面对美国的高关税，在一种特定的意义上，越南与美国可以被视作一个关税区，而中国处在这个关税区之外。这就相当于越南的制造业在与中国进行竞争时被动地获得了一种关税保护。
这种保护还有个好处，就是越南会被美国的政策进一步刺激为出口导向型国家，而不是像通常的保护贸易那样成为一个追求进口替代的国家。纵观各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奉行进口替代政策的基本上没有成功的，成功的国家都是奉行出口导向政策的。说得更准确些，虽然追求出口导向未必一定成功，但仅仅追求进口替代有很大概率会失败。
更多奉行出口导向的日本、韩国与更多奉行进口替代的拉丁美洲国家，它们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就是现成的历史经验。那么，如果给定足够长的时间，越南在前述的贸易环境下，是否有机会发展成类似日本、韩国那样的经济强国呢？
日、韩路径与澳、加路径
且把越南放一放，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下日本、韩国。与英国、美国这种先发国家不一样，日本、韩国都是由后发国家发展而成的富国，但是略加比较就会发现，日本、韩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这种后发富国又有着较大区别。日本、韩国都有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澳大利亚、加拿大则没有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这虽然不会阻碍澳大利亚、加拿大成为富裕国家，但它们变富裕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它们要主动把自己的经济嵌入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之中，在其中找到一个能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特定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经济的自主性，进而放弃安全自主性。日本、韩国这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则有着一定程度的经济自主性。虽然日本、韩国现在还是嵌在美国的安全秩序之中，但做个极端的假想，如果它们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在安全上自主，它们迅速发展起安全自主性的能力肯定远远好过澳大利亚、加拿大。
不过，我们不能仅仅抽象地比较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加拿大两种类型的优劣，毕竟两种类型都带来了较高水平的国民福利。这两种类型背后对应着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外交策略选择，它们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国民福利分配结构，从而也要求着不同的制度安排以便消化不同的社会后果。那么，如果一个国家要在这两种不同的策略中做选择，影响选择的根本因素是什么呢？是这个国家身处的国际安全环境。
按照这种分析思路，我们就可以把前文关于越南的问题换一种问法：目前看来越南是颇有机会发展起来的，但它未来发展所走的更可能是日、韩路径，还是澳、加路径呢？也就是说，越南有愿望、有机会发展起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吗？它身处的国际安全环境，会给它的策略选择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影响着越南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结构性位置。目前看来，答案很可能是这样的：在技术条件不出现实质性跃迁的情况下，越南难以发展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原因在于越南面对着国际安全环境中的一种结构性困境。
越南胡志明市港口（资料图）
要解释这个答案，我们还是得暂且放下越南，先来看一下日本、韩国是怎么发展起完整的工业体系的。
一个国家要发展出完整的工业体系，就必须发展出重化工业，否则就发展不出现代工业经济所必需的原材料生产能力和机器生产能力，国家在底层工业基础上就必须依托其他国家。重化工业相当于工业经济中基础设施性的产业，日本、韩国都是先发展出重化工业，才有机会发展出自己的工业体系的。
但就后发国家来说，依照市场经济的逻辑，重化工业并不是一种很好的投资。一种产业在作为创新产业刚刚出现的时候，会有很好的利润空间，但是在它出现了几十年之后，随着技术的扩散，效益会跌到平均利润率的水平，这是创新经济的一种常态。重化工业是19世纪后期德国、美国率先发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规模巨大，回收周期较长），效益早就落到了平均利润率的水平。对资本本就匮乏的后发国家来说，发展重化工业不符合市场环境中的比较优势。另外，就重化工业的资本规模而言，它吸纳就业的能力相对较低，[1]而后发国家通常都处于劳动力过剩的状态，这就更不符合它们发展重化工业的市场逻辑了。
但一个国家需要关注的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有国家安全问题。如果它的国家安全环境不是很好，就有可能选择不顾市场规律，由国家主导来推动重化工业的发展。然而，这种推动方式通常会造成国民福利受损，极端情况下甚至会扭曲、败坏这个国家的社会。因此，需要一些制度安排消化这些问题，否则会把国家卷入糟糕的状况之中，最终要么崩溃，要么被迫经历痛苦的涅槃才能重生。
日本、韩国都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2]但它们都不是通过国家直接投资，而是通过国家扶持一些大财阀发展重化工业的。之后它们又经历了一段痛苦的转变，才修复了财阀制度带来的问题。
先看日本。它在明治维新之后有着强烈的脱亚入欧情结，要把自己发展为和西方一样的强国；在一战之后，它感觉自己并未受到西方世界的平等对待，又生出强烈的整合起黄种人对抗白种人的情结。这些都让它在国际安全层面有一种精神紧张，也就亟欲发展起自己强大的工业能力。这种工业能力是现代战争能力的基础。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曾经直接投资一些重化工业企业，但没过多久就发现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大有问题，遂把这些企业以很低的价格甩卖出去，转而着力培养民间的大财阀。后来，日本逐渐形成了*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这些财阀不仅以很低的价格拿到了政府甩卖的国有企业，而且从政府那里获得一系列特许经营授权和低息贷款。相应的条件是，财阀要配合政府所做的一系列经济规划，发展政府所需要的产业，并接受政府时不时对其具体运营的直接干预。几大财阀差不多属于一种官督民办的逻辑。
在政府的大力帮助下，财阀都发展到富可敌国的程度，并在一战后开启了日本的第一次重化工业发展。但是，财阀体制严重扭曲了国家内部的资源配置，造成国民福利的大量损失，倚重财阀的政府还会出手压制民间的不满。与财阀深度捆绑的政府，因此成为民间力量眼中的邪恶存在。
在日本极具影响力的民间组织黑龙会[3]，便致力于改造体制，追求用政治手段推动财富向社会中下层的分配。意识到国内资源的不足后，黑龙会又进一步支持军部压制文官政府，以实现日本追求海外资源的目标。军部最终架空了文官政府，与黑龙会达成了民间组织与法西斯政权的合谋。
在开启现代转型半个多世纪之后，日本发展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并成为二战的亚洲策源国。二战中，日本为了应对战争，把整个国家改造成战时统制经济。吊诡的是，这种统制经济与对国民经济有巨大操控力的财阀体制有着很好的契合性。日本战时统制经济背后的操盘手，就是从三井财阀走出来的大掌柜。自此，民间组织、军部法西斯政权、财阀体制联起了手。
我们可以从整个过程中看到，财阀体制虽然促成日本实现了工业化，但严重扭曲了日本的财富结构和社会结构。财阀体制与日本政经秩序的深度同构，也败坏着日本社会。所以，在二战之后，美国除了要打掉军部，还要极力把日本的大财阀彻底拆解，消除日本的重化工业能力，从而把日本经济还原为一种依附性的经济。
但是，在三井刚被拆散，其他几个财阀还只被拆散了一部分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重新定位了日本在远东的作用，决定把它发展成冷战的重要堡垒。这样一来，日本就需要保有以重化工业为基础的完整工业体系。于是，剩余的财阀保住了，只是在日本新宪法的架构下，经受了民主化改革。这是二战后日本能够迅速发展起来，重建重化工业，形成完整工业体系的前提。
战后的日本在美国的主导下，发展出了消除财阀负面效应的制度安排。经过民主化改革的财团，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公司组织逻辑，不会造成国民福利的严重损失。而且，这些财团里有跨越各种领域的成员公司，这些公司基于传统渊源，会在市场上相互扶助。再加上美国对日本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扶持，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给了日本企业大规模走向国际市场的机会。这些都被日本的财团组织有效利用起来，令日本真正成长为经济大国。
再看韩国。整个朝鲜*在近代以来都面临地缘安全困境。东北亚地区集中了中国、日本、俄国这几大强国，同时，二战前的英国、二战后的美国，作为全球秩序的主导者，也始终在这里保持存在。处在几大强国夹缝中的朝鲜*，还有过被直接殖民的历史，天然有一种不安全感。二战后的朝鲜*虽然获得了独立，但是分裂为两个国家。这让韩国在传统的地缘安全困境之外，还要面对虽然同宗同族但在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的朝鲜，它的国际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让韩国对于自主的工业经济体系有着强烈的追求。
建立工业体系的具体过程始于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在此前的开国总统李承晚时期，韩国经济基本上是靠美国驻军经济勉力维持的。不过，这段时期韩国还是发展起了若干个财阀，它们与政府之间有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朴正熙上台之后，为了整肃，就把大多数财阀的负责人都抓了起来。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在经济基础极为孱弱的情况下，脱离这些财阀，国家经济没有办法发展，只好陆续把他们放了。不过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些财阀必须服从朴正熙所主导的国家工业化的战略。
朴正熙陆续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来扶持财阀的发展，比如给它们特许经营权、低息贷款等。1963年，朴正熙开始推行出口导向政策，财阀每年都会领到出口任务。能够完成任务的，政府会给予奖励；不能完成任务的，会受到处罚。为了支撑财阀的出口，政府还有大量的补贴政策。
对财阀来说，有政府的扶植政策和低息贷款，再考虑到韩国通货膨胀率的话，贷款的实际利率已经为负，因此他们就愿意去借债，并在政府的支持下追求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跨入各种彼此不相关的行业，这显然属于非市场化的投资决策。
1973年1月，朴正熙发布了韩国《重化工业宣言》。各大财阀迅速跟上政策的引导，开始竞相发展自己的重化工业。当时的韩国政府对重化工业的支持达到了什么程度呢？一旦发现哪个财阀经营状况很糟糕，有可能会破产，政府就会要求银行给它更多的贷款强行“续命”。
这让财阀们发现了秘诀——只要规模发展得足够大，政府怎么都不会让自己倒闭。于是，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借贷发展。这些过程是严重违背市场逻辑的，尽管韩国凭此发展起重化工业，有了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但是大量资源被低效地浪费掉了。下图是1962-1997年韩国企业的借款利率和资产收益率的变化曲线，它很直观地反映出了问题——除了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令财阀们获得了一些意外的机会外，他们的资产收益率是长期低于借款利率的。
1962-1997年韩国企业借款利率和资产收益率
财阀带来国家经济的成长，使政府和财阀捆绑得越来越紧密，国民则要被迫面对财阀带来的各种失衡问题，韩国因此有了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在朴正熙的时代，这个强人还有能力一手压制财阀，一手压制社会运动，但是到了后朴正熙时代，政府逐渐被财阀绑架，只有能力压制社会运动，针对财阀的制度调整则越发难以出台。终于，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韩国经济遭遇重创，一系列绑架国家的大财阀轰然倒地。
韩国政府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也要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系列改革条件。适逢此时就任韩国总统的金大中一直反对财阀，他说：“韩国经济……受到宝贵资源被无效率配置的折磨……（这是）政府干预市场功能的几乎所有方面的结果，包括定价、信贷分配、产业定位决策和劳资关系。这种干预已使韩国经济处于一种严重的失衡状态。”[4]危机就此成为一个契机，韩国对财阀进行了大规模的拆解和重建，制定了各种制约财阀的法律规则，并改进了针对财阀的治理机制，终于解决了财阀带来的困境，同时保留了财阀留下的果实，从而重新站了起来，成为经济强国。
我们再来看一下澳、加路径为什么和日、韩路径不一样。
澳大利亚、加拿大两国之所以不去追求完整的工业体系，有着历史传统与安全环境两个层面的原因，而且，这两个原因是互为条件的。
从历史传统看，它们都是在英国传统下形成的国家，保留着大社会、小政府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下，政府就算想主动做些什么，能力也比较有限，社会自生秩序是国家内部更加主导性的力量。日本、韩国则不一样，相对而言都有着大政府、小社会的传统，令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有机会成为可能。
在大社会、小政府的结构下，澳大利亚、加拿大的经济秩序主要由市场经济的逻辑驱动，不会刻意追求完整的工业体系，而是顺应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起相应的产业。如果它们有重化工业，那也是因为自身有相关的比较优势。比如，加拿大产石油，才发展出了石化产业。
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都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民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澳大利亚、加拿大与英国、美国经济秩序的嵌合关系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无须刻意追求，也没有什么困难或不适。
就安全环境而言，澳大利亚、加拿大的条件也很好，并不像日本、韩国那样要面对各种复杂的国际环境。安全环境的优越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在地理上相对隔离于其他强国，更是因为它们在价值观念上，也就是对于世界正当秩序的想象上，与英国、美国是一致的，而价值观念上的一致又与它们的历史传统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这一切使得澳大利亚、加拿大没有发展自主经济体系的强烈需求，只要简单地嵌合在英、美的经济秩序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即可。在这样的发展逻辑下，国民经济内部更容易达到一种市场化的均衡，并且各个经济部门都是在一个远大于本国的市场空间中达成均衡的。一旦经济与社会出现问题，辗转腾挪的空间比仅在本国市场中运转大很多。于是，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发展历程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安排都比日本、韩国更简单。
比对之后，就可以对两种路径做一种大致的类型学提炼了。[5]
第一，在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各种产业部门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在国家的政治关注范围内的，各国通常都会将这种产业交予市场；另一类是在国家政治关注范围内的，国家会以非市场化的政策扶持这种产业。不过，这种扶持政策在根本上并不能改变市场的逻辑，只会改变该国内部小环境的均衡。而小环境运转得如何，还是要受制于世界市场这个大环境。
第二，不同国家的政治关注的范围与重心是不一样的，进而会形成两种经济发展路径—市场导向和政策扶持导向的发展路径。而政治关注的范围与重心在哪里，取决于该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国际安全环境由两种要素共同塑造：一是该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二是该国的价值观念，也就是它对于正当世界秩序的想象。不同的地缘处境留给国家的政策选择空间大不一样，而且难以改变，但是价值观念会发生改变。所以，即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代，政治关注的范围与重心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些讨论的前提都是—成熟国家。
第三，对于政策扶持导向的国家，在给定其政治关注范围后，哪些产业部门会被纳入政策扶持的范围，既与工业经济的体系结构相关，也与时代相关。体系结构对政策扶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业经济中的基础设施性产业。如果国家欠缺某种产业就难以发展起完整的工业体系，比如重化工业，这个产业就可能获得扶持。
时代因素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某个时代背景中推动不同梯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从这些技术中衍生出的产业对国民经济具有基础性的拉动效应，比如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电子技术，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计算机相关产业，再如当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信息技术，以及由此衍生出的通信相关产业等，也可能获得扶持。
第四，在以政策扶持导向为主的国家内部，政府一系列非市场化的努力会带来资源配置的扭曲，进而造成国民福利损失、社会不公，其中甚至潜藏着动荡的可能性，因此需要设计相应的制度安排，化解这些负面效应。但政策扶持往往会将政府与财阀捆绑在一起，所以恰当的制度安排经常是危机倒逼的结果。
越南的结构性困境
做了这一系列分析之后，我们再回到越南本身，看一下它面对的国际安全环境的结构性困境是什么样的，以及我为何认为它难以发展起自己的完整工业体系。
在地缘环境上，越南北方紧邻着强大的中国，因此，它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焦虑感，这是越南人做任何决策的第一前提。这种焦虑是无法靠努力发展化解的，毕竟中国压倒性的体量优势摆在那里。作为中国人，可能很难感受到周边小国的那种焦虑感，因此，我们非常需要换位思考，才能理解别人到底是怎样一种感受。
对越南来说，要化解这种焦虑，唯有与另一个大国—美国联盟。越南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原本是有可能构成与美国结盟的障碍的。但从越南的历史叙事可以看出，越南人理解世界秩序时，*层的范式是民族主义的（这同样是因面对中国而本能性获得的），其他意识形态都是用来实现民族主义的手段。既然如此，越南在意识形态上的灵活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并不会在与美国结盟上有什么无法克服的障碍。比如，近年来，越南与美国走得越来越近，与美国、欧盟、日本等签订了一系列的自由贸易协定。
但也正是这一点让越南遇到了结构性困境。
面对中国而产生的安全焦虑，会让越南有动力去发展完整的工业体系。即便越南的工业体系与中国相比仍然会有数量级上的差异，它也能更有底气一些。也就是说，越南有一种走日、韩路径的内在冲动。那么，越南就需要发展重化工业，需要通过国家主导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推动，需要通过扶持国企或者财阀落实。
但是，要与美国联盟，就必须接受那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对越南经济政策的约束，接受对于国企的各种限制，接受对于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政策扶持的限制等。当年韩国可以用各种非市场的手段扶持大财阀，却并不影响与美国的结盟关系，原因在于那是冷战时代，政治因素的权重压倒了经济因素。但是，在21世纪，一个国家走何种经济路径（是市场导向为主的，还是政策扶持导向为主的）是美国用来识别盟友身份的政治标签。所以，越南不大有机会复制韩国路径，更大的概率要走市场导向的路径。
越南这些年来已经对国企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目前剩下的100多家国企，也在筹划继续卖掉。因为越南承诺要建立一个比肩国际先进水平的透明法律框架，要让外国投资者与越南本国企业开展更加公平公正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会存在国企垄断的情况，是自由经济体的市场竞争。
我们在调研中似乎能看到越南扶持财阀的迹象。越南现在最有名的一个私企集团是首富范日旺的Vingroup。20世纪90年代，范日旺在俄罗斯留学，后在乌克兰做食品行业，掘到了第一桶金。
2001年他回到越南发展，进入房地产业，现在越南各个城市的地标性建筑都是他开发的。最近几年，Vingroup广泛进军各种领域，诸如教育、医院、超市、便利店、电器卖场、手机、家电、汽车、航空学校、有机农业、制药……几乎渗入了与越南人生活相关的各个领域。[6]不过，投资的产业如此之多，很多产业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关联，是不符合投资规律的，这反倒和当年韩国政府扶持的大财阀的投资逻辑非常类似。调研中我们还注意到其他几个规模小一些，但同样有着不寻常的跨领域投资的私企集团。
这些有可能就是越南政府想要扶持的财阀，但是扶持政策究竟能走多远，很难说。如果走得太远，像当年的韩国那样，越南很可能会被踢出那些自由贸易协定，它借助西方化解自己地缘政治焦虑的努力就会失败。进一步说，即便能走那么远，财阀能否帮助越南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也很难说。毕竟，当年韩国起步的时候，近旁没有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不会受到它的外部性效应的影响。如果越南对财阀的扶持政策走不了那么远，它的重化工业就难以在自由市场的演化中发展起来，越南就无法拥有自己的完整工业体系。
两种处境左右为难，无法兼得，这就是越南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在这种困境中，越南最有可能走的路径是，继续深化与美国、欧盟、日本的自由贸易关系。毕竟，这是它保障自己获得外部支持、化解“中国焦虑”的基础。然而，这也意味着越南政府对财阀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越南大概率只能顺应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把自己嵌合在一个恰当的位置。这是一种很吊诡的状况：正因为它面临和日本、韩国相似的处境，所以很可能走上更接近澳大利亚、加拿大的路径。
此外，目前越南的比较优势也有一种双元特性。越南比较可能在贸易上嵌合在美国体系中，在生产上嵌合在中国体系中。于是，越南的制造业发展就更会成为中国供应链网络的外溢，也成为中国供应链网络通达世界市场的一个重要中介。
中越两国近年来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呈现出这样的趋势。下图是1996-2015年中越经济一体化指数，[7]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虽然中越经济一体化指数偶尔因为政治和经济危机出现短暂下跌，但总趋势是不断上升的，尤其是在2011年之后，经济一体化指数的上升态势极为显著。而且，一系列相关研究显示，不仅中国与越南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在加深，而且中国同整个东南亚国家的一体化程度都有不断加深的趋势。
注释：
[1]据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统计，在中国经济以轻工业为主的发展阶段，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能安置300万人就业；而在重化工业阶段，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能安置的就业人数下降到70万人。具体参见刘世锦：《我国正在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11期。
[2]关于财阀问题，我从与刘庆彬教授的讨论中获益颇多。
[3]黑龙会成立于1901年，是在19世纪下级武士的组织玄洋社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黑龙会”系以黑龙江命名，旨在经营黑龙江流域。一方面有着侵略性的意图，意在使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日本海外帝国的基础；另一方面有着实验性，要在中国东北做一系列社会改造的实验，再将其应用于日本本土。所以，初看上去黑龙会似乎是个帝国主义的组织，但细看其纲领，会发现它是个民粹主义的组织。黑龙会追求改造文官政府，振兴外交，积极谋划海外，并且革新内政、增进国民福利、推动现代教育、确立社会政策、解决劳动问题。为了达成这些目标，黑龙会推崇统制性的手段，以皇国精神为宗旨，追求以军人的精神来改造社会，实现全民皆兵，促成上下同心，最终实现亚洲民族的兴隆。1931年黑龙会进一步改组为大日本生产党，社会基础是大阪中小企业者和国粹主义分子—这些虽然都是深受财阀体制压制的群体，但追求用一种更具统制性的手段来解决问题。1946年1月，大日本生产党被解散。
[4]刘洪钟：《韩国赶超经济中的财阀制度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5]这段类型学的思考，我颇受益于与张笑宇博士的讨论。
[6]据2019年12月3日的新闻，Vingroup做了重大的投资决策，将旗下的所有零售及农业板块剥离出来，与越南的食品业巨头Masan集团的一个子公司合组一个Masan控股的新公司。
（Nguyen Kieu Giang, Mai Ngoc Chau“, Two Vietnam Companies to Merge Units to Create Retail Giant”,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12-03/vingroup-masan-to-merge- units-to-create-vietnam-s-retail-giant.）资料显示，Masan集团的创始人阮登光也是20世纪90年代在俄罗斯留学，之后在俄罗斯做食品行业赚到第一桶金再回到越南的，与范日旺的起家过程有类似之处。即便是去除掉零售板块，Vingroup的投资领域仍然多得惊人。
[7]该一体化指数的研究转引自赵子龙：《中越经济一体化程度量化评价与深化合作路径分析—基于中越“J”型海陆经济一体化战略的思考》，《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在该篇论文建立的统计模型中，衡量一体化指数的指标及权重为（括号里为该指标的权重）：越南对中国商品进口依存度（35%），中国赴越游客数占访越总游客数比重（30%），越南对中国商品出口依存度（20%），越南对中国资本的依赖度（10%），对越承包工程占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比重（5%）；经济一体化指数的取值范围为0～250，数值越大，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
本文选自《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施展著，中信出版社202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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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寒冬中，国内石化产业却依旧火热
中石化 火热 千亿级
共1600字｜建议阅读时间4分钟
文 | 沐雨
日前，中石化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张玉卓与福建省委书记于伟国、省长王宁在福州举行洽谈，双方就就进一步深化合作、加快有关项目落地、推动石化产业做强做优做大达成共识。
期间，张玉卓表示中石化将投入1000亿元推动古雷二期等项目建设，拉长产业链条，发展高端产品，在福建打造*的石化产业基地。
显然，在国内石化产业由大变强的蜕变之路，国企石化巨头已率先开始行动了。
01、投资1700亿，布局高端石化产业
今年下半年以来，中石化在国内沿海各大石化基地的布局可谓雄心勃勃。
在9月27日，中石化先同天津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石油化工、天然气、氢能等领域合作，携手将天津南港工业区建设成世界*石化产业基地。
根据协议，“十四五”期间，中石化将规划投资700亿元的重点项目，包括天津石化南港120万吨/年乙烯及下游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项目、中国石化天津LNG三期扩建及冷能综合利用项目、中国石化北化院中试基地项目、中国石化润滑油基地项目以及中国石化氢能产业等项目。
沿海岸线向南，转至福建漳州古雷石化基地，中石化董事长张玉卓10月4日与福建省委书记于伟国、省长王宁举行会谈期间，表示中国石化坚定深化双方在石油炼化、能源保障等方面的合作，结合地方战略布局，完善优化合作方案，投入1000亿元推动古雷二期等项目建设。
公示信息披露，福建古雷炼化一体化工程二期项目包括1600万吨/年炼油、120万吨/年乙烯、320万吨/年芳烃联合装置、60万吨/年己内酰胺及配套炼化一体化下游生产装置和公用工程系统及辅助设施、配套码头及码头库区等。
当然，除了高端石化项目的建设推进，中石化还瞄准前沿技术研发。
9月23日，中石化旗下新的石化产业平台——宁波新材料研究院在镇海区揭牌成立，旨在帮助加速宁波绿色石化产业基地的建设。
据悉，中石化宁波新材料研究院由宁波市人民政府与中石化共同打造，将围绕石油基全产业链，以高端聚烯烃材料、先进精细化工合成技术、先进塑料加工技术开发为研发方向，推进高端化工新材料技术的开发。
02、火热的石化产业
种种迹象显示，国内石化产业发展掀起的热潮目前尚未冷却。
以中石化2021年校招为例，2020年9月1日，中石化启动了其史上*规模校招，共计招聘11293人。这其中，其旗下石化企业的招聘人数近5000人，占总招聘人数的1/3强，比油田企业和油服企业的招聘人数都要多。
数据显示，今年中石化旗下招聘人数最多的企业，除了招聘600人的胜利油田、招聘586人的中原油田，前几位均来自石化企业，诸如镇海炼化将招聘537人、扬子石化招聘403人、天津石化招聘386人。
如此火爆的石化招聘，一定程度反应了当前产业的人才需求状况。
当然，相对于企业招聘，国内炼油产能的迅速扩张更能说明产业格局的转变。
2020-2025年中国主要新增产能一览表（来自同花顺财经）
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的炼油能力已超过8.5亿吨/年，产能利用率约为76%。而从目前在建、已批准建设和规划的项目来看，预计2025年我国炼油能力将进一步飙升，达到10.2亿吨/年。
从炼油主体来看，除了中石化、中石油等国企队伍，越来越多的地方独立炼厂正成为未来炼油产能扩张的主力军，国内石化产业发展呈现全面开花的态势。
03、亟需变革的石化产业
可是，火爆的产业背后，往往暗藏隐忧。
《2019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经济运行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石油和化工全行业利润总额6683.7亿元，同比下降14.9%。其中，炼油业利润下降了42.1%，为近五年*降幅；化工业利润下降13.9%，为十年来*降幅。
转至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国内需求增速有所放缓，石化企业原油加工量、化工产品和成品油产销受到影响，毛利也大幅收窄。
而与之对应的是，国内石化全产业链产能过剩的风险。
截止当前，在中国1.8万公里海岸线上，已经密布了大量的石化基地和企业，新建和扩建炼油项目以及新建PX和乙烯项目不断规划上马。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傅向升今年早些时候就指出，不仅要担心氮肥、纯碱、电石、轮胎等大宗基础产品的过剩，最让人忧虑的是炼油、芳烃、聚酯，甚至烯烃、有机硅、聚碳酸酯等过去短缺的化学品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昭示着行业的变革！未来，国内石化行业将在大浪淘沙中，寻求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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