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文 | 王鹤 冯雨瑶
图片 | 站酷海洛 包图网 制作 | 张昕
审核 | 李春莲 终审 | 张歆
2021年12月,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住建部、中国人民银行、国资委、银保监会、证监会办公厅及国管局办公室等九部门联合发布《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方案》(下称《方案》),正式启动了我国气候投融资地方试点的申报工作。
“双碳”目标下,低碳转型带来百万亿级别融资缺口,仅仅依靠财政资金是远远不够的,政府正在通过监管、激励等多种政策措施,引导市场资金投向气候领域。
在此背景下,投资机构如何把握绿色转型发展领域风口?企业如何结合实际情况,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绿色转型模式?金融机构如何利用科技力量增强绿色识别及环境风险管理能力?近日,保尔森基金会*顾问兼绿色金融中心执行主任孙蕊接受了专访。
孙蕊表示,气候投融资试点将切实帮助并促进地方低碳转型。同时,在绿色金融领域,规避信贷资产的转型风险、实现绿色转型成为商业银行迫切需求。中国正在开创性地将金融科技用于推动可持续发展,通过在传统和新兴产业中利用金融科技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气候投融资促进低碳转型与发展
《21世纪》:生态环境部等九部门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明确气候投融资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气候投融资本身有哪些特点?试点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孙蕊:气候目标和气候效益是气候投融资的基本属性和重点特征。从地方试点开始,通过建立支持气候投融资发展的政策环境,根据各地方产业特点,培育专业人才,推动技术创新,吸引各类资金探索与气候投融资相关的金融产品试点,从而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成功经验,将切实帮助并促进地方低碳转型,为国家气候发展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
《21世纪》:如何理解气候投融资、ESG投资、转型金融、绿色金融等相关概念?
孙蕊:从国内金融监管机构角度看,气候投融资是为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或适应行动建立的投融资行为。可持续金融是为支持国际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而建立的金融手段和体系。ESG投资是将环境、社会、治理三个因素作为投资和资产配置依据的活动。近期新名词“转型金融”主要是为行业或企业低碳转型提供资金支持的金融活动,转型金融目前尚处初步发展阶段。
绿色金融主要是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总体上,绿色金融是以金融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和发展为核心概念,涵盖了可持续金融、气候金融、转型金融等方面。
相关名词较多,但是所有概念的本质都是金融支持绿色低碳转型与发展,国际上用可持续金融相对较多,国内用绿色金融相对多。
《21世纪》:如何区分转型金融与绿色金融?
孙蕊: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的领导和业内人士在多个场合讨论转型金融。
我认为绿色金融涵盖转型金融。目前,绿色金融体系还不能完全覆盖转型金融的大量资金需求,而转型金融因其尚在初步发展阶段,概念界定、信息披露标准和监管制度尚不明确。
国际上,前几年已提出转型金融。例如,经合组织认为,转型金融是在经济主体向可持续发展目标转型的进程中,为其提供融资以帮助其转型的金融活动。2020年9月,在气候债券倡议组织发布的《气候债券白皮书—为可靠的转型融资》中提出,转型的侧重点是如何将现有温室气体排放的轨迹与巴黎协定的目标要求相匹配,也明确指出这是一种气候减缓转型。
在中国,工业是碳排放的一个重要领域,约占中国总碳排放量的70%,当前还是“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如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就需要帮助高碳的传统行业转型,基于此,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已经开始研究金融如何支持经济低碳转型。
业界讨论的转型金融的概念,主要是指国内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运用多元化、多样化的金融工具,为市场实体、经济活动和资产项目,尤其是传统的碳密集和高环境风险的市场实体、经济活动和资产项目,向低碳零碳转型提供的金融服务。
《21世纪》:未来转型金融发展方向如何?
孙蕊:转型金融未来会有一套完整的体系。由于目前转型金融的界定并不清晰,所以从大的架构上看,首先需要定义转型金融。
其次,需要设立转型金融的原则和分阶段的目标。在总纲的基础上,转型金融的架构要有标准界定,明确金融监管机构和对信息披露的要求。
第三,构建转型金融的政策激励和约束机制。
第四,建立与转型金融相关的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这些可以在已有基础的绿色金改试验区试点,创新成功之后在全国推广。
第五,拓展转型金融的国际合作,学习国际上在转型金融实践的经验与成功案例,在制定转型金融标准时,使其成为一个国内统一、国际接轨的标准是至关重要的。
国内ESG披露标准要匹配行业参数
《21世纪》:中国金融机构、企业如何参与海外可持续投融资项目?
孙蕊:目前中国的可持续投资领域有很多方面,有绿色债券、资管机构的ESG产品基金,还有股票和股权投资基金等。
得益于中国“双碳”目标,过去一段时间内,股权投资基金发展迅猛,预计未来资管机构会更多发起ESG产品。例如,中国银行开发了一个18亿规模的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人民币债券,发行效果很好,可以看到中国在逐步探索ESG产品的创新,并增大ESG投资的市场份额。
《21世纪》:参与海外可持续投资项目时,如何制定相关标准?
孙蕊: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在进行投资时有自己标准,在投资规模中有占比衡量,如投向某领域的百分比数值规定;同时存在一些特定区域衡量,例如长三角的绿色化也做了相应投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的股东有六大行,地方政府和公司也有资金参与。
国内参与的海外项目,例如可持续或绿色资产跨境方面,参与主体主要是主权基金,如中投等,另外也有一些股权投资基金。目前,中国在海外发行的绿债规模并不大。
《21世纪》:可持续金融领域在国际上有哪些标准?
孙蕊:目前,国际上可持续金融有几个比较常用的披露标准:有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也有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还有碳信息披露项目(CDP)和欧盟可持续金融信息披露条例(SFDR)等。
在国际上建立统一通用标准,相当于在统一规则下公开温室气体排放量等信息,这有利于投资者进行企业对比和筛选,也有助于采取气候变化政策。基于此,今年COP26期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基金会宣布成立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理事会(ISSB)。该理事会将基于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的标准建立,其主要目的就是推动制定一个全面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披露标准的全球基准。
谈到跨境绿色资产交易中常遇到的阻力,信息披露的标准和规范不统一只是其中一方面,而且是挑战最小的一方面,更主要的还是评级标准不统一和绿色资产规模流动性不足的问题。相比于银行,国内评级标准与境外的不统一也是企业发行境外债券的难点所在,因为企业在境外发行绿色债券时获得的债券评级相对较低,而评级的结果对于企业融资的资金成本又至关重要。
《21世纪》:中国如何建立本土特色的ESG披露标准?
孙蕊:中国需要制定一套自己的ESG标准,目前ESG相关标准正在起草,不仅需要涵盖不同产业,也需要借鉴海外的ESG标准体系,从而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又适应国内经济发展的标准。
科技助力企业建立碳资产管理平台
《21世纪》:金融科技如何促进绿色金融发展?
孙蕊:过去,绿色金融业务主要集中在支持大型绿色基建,比如光伏、风能、地铁、轻轨、污水处理、固废处理等,都是属于比较容易识别的绿色项目。
未来,越来越多的绿色金融业务需要支持绿色小微、绿色农业、绿色消费、绿色建筑,且要在计量几乎所有经济活动的碳排放碳足迹的基础上开展。对这些主体、项目和产品进行绿色识别的难度很大,这就需要大数据、物联网、AI、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手段来为绿色金融赋能。
比如,商业银行规避信贷资产的转型风险、实现绿色转型成为迫切需求,借助金融科技的力量可以有效增强银行的绿色识别及环境风险管理能力,并通过绿色金融数据和ESG信息不断丰富产品体系。建议金融机构结合实际情况,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绿色转型模式。
《21世纪》:在科技助力企业绿色投融资有哪些实践经验?
孙蕊:以电力行业的碳市场产品为例,我们对五大电力集团做过研究。
最初,华电集团没有设立碳资产管理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华电集团探索利用金融科技的手段建立碳资产管理平台。这种方法能够帮助管理者有效掌握自己家底,同时帮助一线负责碳交易的工作人员更便利、更*地参与全国碳市场。
这一套体系是可以复制推广的,这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在应对环境气候风险及推动可持续投资和碳定价等方面,提供了经验参考。
《21世纪》:金融科技在助力绿色转型中发挥什么作用?
孙蕊:根据北京绿金院的调研,2020年,涉足绿色金融领域的金融科技公司共有59家,其中41家是以绿色金融为主业的金融科技公司,另外18家是金融机构和金融投资集团下属的科技服务公司。在这41家以绿色金融为主业的金融科技公司中,有近四分之一是外商独资或者是合资。这个数据表明,国际资本对中国绿色金融科技的关注度在不断提高。
金融科技在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方面发挥相当大作用。
第一,金融科技能帮助政策相关者实时观察绿色信贷数据,使其了解政策发布后绿色信贷市场动态情况。
第二,金融科技推进商业银行绿色转型。重点在于,银行可以借助金融科技的手段助力绿色信贷的发放,把不同标准参数放在同一平台上,使用不同维度衡量,然后以它的大数据计算结果,评判这个项目是否绿色或者是否属于资金投向绿色的项目。
第三,用金融科技手段来建立开放式平台,让中小企业的一些绿色转型资金需求,能够借助这个平台找到合适的融资方。目前,随着国家绿色发展,中小企业也需要转型,但缺乏相关工具和平台,因此金融科技建立的平台,可以帮助中小企业找到需要匹配的相关金融产品。
“股王”贵州茅台分红272亿元,约占去年净利润的51.9%。
6月23日晚间,贵州茅台(600519.SH)公告,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每股派发现金红利21.67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72.28亿元。
贵州茅台又一次刷新了上市以来的分红记录。此次分红,比上年的242亿元增加近30亿元,分红占净利润比率连续第三年保持在51.90%。
公告显示,此次分红的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6月29日,除权(息)日为2022年6月30日。此次利润分配方案已通过贵州茅台6月16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自6月17日以来,贵州茅台(600519.SH)股价再次站上1900元关口。截至6月23日,贵州茅台(600519.SH)收涨1.09%,报收1957.10元。
有投资者在互动平台表示,贵州茅台股价近2000元,“20万买一手,每年派(约)2000元”,分红方案“真小气”。也有投资者认为,“谁这个价位买茅台图分红”。
就在6月16日的股东大会上,有投资者提出,公司手握现金资产近1900亿元,期待茅台将分红比例逐步提高到70%,同时向世界*公司的回报看齐,由每年一次分红变为一年四次,按季度分红。
贵州茅台董事会秘书蒋焰回应称,公司近三年的分红比例都保持在52%,基本保持稳定,且*额不断增大,“我们希望我们的股东能有一个更加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茅台在整个资本市场上的表现。”蒋焰说。
年报显示,2021年,贵州茅台实现营收1061.9亿元,*跨过千亿营收门槛,同比(较上年同期)增长11.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24.6亿元,同比增长12.34%。
“今年,我们提出实现营收1259亿元的目标,增速15%,较去年增速目标提高4.5个百分点,增长额164亿元。二是完成基本建设投资69.69亿元。”6月16日,贵州茅台董事长丁雄军在股东大会上为公司定下2022年经营目标,今年也是他走马上任的首个完整年度。
在股东大会上,丁雄军对今年第一季度的业绩评价颇高。今年一季度,贵州茅台实现营业总收入331.87亿元,同比增长18.2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2.45亿元,同比增长23.58%。“创下近三年来单季度*增幅和茅台上市以来*单季增长数额。”丁雄军称。
这是继2021年,贵州茅台股价两度攀过2000元大关又震荡下行半年后,第三次突破2000元股价。6月24日,贵州茅台发布2021年度分红实施公告,当天,个人股东、法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和境外投资者用资金助推茅台股价重回2000元大关。
经6月16日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贵州茅台2021年度的现金分红总额创下历史新高: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256,197,8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21.67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72亿元,占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51%左右。股权登记日为6月29日,现金发放日为6月30日。
慷慨的现金分红,让贵州茅台的股东们包括贵州省财政厅的下属企业落袋为安。按贵州茅台一季报披露的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贵州省国资公司)持股贵州茅台4.54%计算,其含税的分红收益12.3亿元。经无偿划拨获得贵州茅台股权并多次减持、增持后,贵州省财政厅实际控制的贵州省国资公司在二级市场变现资金已达七八百亿元,仍手握千亿元市值的贵州茅台股票。
“持续稳定的现金分红是基本策略”
“贵州茅台坚持持续稳定的现金分红政策,是基本策略。”在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贵州茅台董事长丁雄军解答投资者提问时说。
他的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指现金分红政策过去为主,未来仍会坚持。
俯瞰贵州茅台生产车间 文静摄于2019年6月
后来,现金分红成为主导。
早在2015年9月贵州茅台修订的公司章程第163条规定,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优先采用现金分红。“公司在盈利、现金流能满足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应积极推行现金分配方式。”
2020年,贵州茅台每股派现金红利19.293元,现金分红金额为242亿元,分红同样占到了2020年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51%。
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成后,贵州茅台累计现金分红将超过1400多亿元,为上市募资净额的70多倍。现金分红而不是股票分红,对看重现金股利的投资者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
丁雄军的话还有第二层意思:现金分红要“稳定”——贵州茅台分红比例和频次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波动。
在年度股东大会上有投资者提出,贵州茅台分红比例能否提升到占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0%左右,并实现年内多次分红。
毕竟,在贵州茅台2015年修订的公司章程里明确:“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但丁雄军解答,其一,美时代美生活是不是一定和财富成正比?没有定论;其二,贵州茅台要追求行稳致远的美,对茅台发展的空间要进行建、改、创,需要资金支持。股东大会就审议通过了对茅台镇中华片区第一期茅台酒技改工程及配套项目投资额增加等基建的议案。按照贵州茅台董事会工作报告,该公司今年要完成基建投资70亿元左右,投资额是2021年实际投资的两倍多。
贵州茅台董秘蒋焰也表示,该公司白酒主业的利润回报率达到了91.62%,所有的投资都是围绕核心业务在做,需要一个强大稳定的现金流支持宏大梦想。
2020年底,茅台集团公布“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了“双翻番、双巩固、双打造”的战略目标,要成为世界500强企业。
持续为贵州经济输血
在2021年度权益实施公告中,贵州茅台的股东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州茅台酒厂(集团)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贵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州贵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贵州金控集团)、贵州省国资公司的现金红利由该公司自行发放。对法人股东,贵州茅台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1.675 元。
2021年一季报显示,贵州省国资公司持股贵州茅台56,996,777股,持股比例为4.54%。按照利润分配方案,该公司获得2021年度贵州茅台的利润分红为12.3亿元(含税)。
贵州省国资公司是贵州金控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贵州金控集团由贵州省财政厅独资成立,注册资本400亿元,成立于2016年。
从2019年开始,贵州茅台开始为贵州金控集团持续输血。按照贵州省国资委的相关通知要求,2019年12月26日和2020年12月23日贵州茅台两次发布公告,控股股东茅台集团分别将持有贵州茅台4%共计8%的股权无偿划拨给贵州省国资公司。
获得无偿股权后,贵州省国资公司在贵州茅台股价上升的路上不断减持。
根据公开财报信息,该公司第一次变现是在2020年第三季度,将持有贵州茅台股权由4%减持至2.67%,按当时贵州茅台股价在1400元至1800元区间波动,贵州省国资公司套现金额在245亿元至306亿元之间。
第二次变现是2020年第四季度。公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23日,贵州省国资公司仅持有贵州茅台8,583,928 股份,占总股本的 0.68%。在茅台股价从1700元进入1900元区间时,贵州省国资公司再度减持,获利421亿元至475亿元。
2021年第一季度,贵州茅台股价从1960元攀升至2627.88元*位,贵州省国资公司第三次减持共计182万股,在35.8亿元至48亿元区间套现。
除了三次减持股票变现,贵州省国资公司参与了贵州茅台2020年度和2021年度的分红,分别获利1.65亿元(含税)和12.3亿元(含税)。
由于两次无偿划拨股权,导致茅台集团对贵州茅台的持股比例下降至54%,股权再度稀释对掌握控股权不利,贵州茅台对贵州经济的支持上移到了集团层面。2021年9月,贵州省国资委把持有茅台集团10%的股权无偿划拨给了贵州金控集团。
茅台集团发布的2021年度报告显示,当年,茅台集团主要经济指标均保持两位数增长,营收1326亿元,增幅超16%;利润851亿元,增长近15%;税收570亿元,增长18.4%。
由此可见,贵州省财政厅的子孙公司已通过入股贵州茅台和茅台集团,获得了至少七八百亿元的现金回报。
截至今年3月底,贵州省国资公司仍持股贵州茅台4.54%,拥有56,996,777股。按6月24日,贵州茅台当日*股价2020元计算,贵州省国资公司第二季度如未减持,手里的浮盈还有1151亿元。
今天的内容先分享到这里了,读完本文《茅台分红》之后,是否是您想找的答案呢?想要了解更多茅台分红、保尔森基金会相关的财经新闻请继续关注本站,是给小编*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