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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当前在经济和战略两个领域，欧盟在逐渐靠近日本，同时中欧关系遇到了严峻的问题。
在经济领域，2017年12月7日，欧盟宣布已基本完成关于“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U-Japan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的谈判。2018年7月17日，欧盟与日本正式签署此协议。
与此同时，2017年12月20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长达466页的《关于中国经济明显扭曲的情况》的报告，批评中国的经济制度。2018年4月16日，经过一年多的立法审议，欧盟理事会确立了更为严苛的反倾销与反补贴法规，矛头指向中国。
在战略领域，从2016年至2018年的历次欧日首脑峰会都发表了联合声明，强调欧日“战略伙伴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与此形成对照的是，2016年和2017年的中欧首脑峰会没有形成联合公报，表明中欧之间出现较深的分歧。2018年的中欧首脑峰会发表了联合声明，列出了期待共同合作的领域与计划，但并未提出推进合作的具体措施。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欧盟希望联合美国和日本以共同压制中国的战略考量也在增加。从2017年12月上旬至2018年9月底，美国、日本和欧盟负责贸易事务的*层官员三次举行会晤，发表三边联合声明，表示要为世贸组织确立新的规则体系，以抵制某些“第三方国家”的“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实际上是在不点名地抨击中国。
因此，在欧日关系向前推进的同时，中欧关系蒙上了阴影。
本文着眼于分析欧盟逐渐确立EPA架构的战略机理，希望为厘清欧盟在中国与日本之间开展博弈的特点、规律与根源，提供一幅具有一定数据精度和分析深度的学术图景。
一、欧盟建立“欧日经济伙伴关系”架构的利益格局
本文归纳欧盟从2013年3月启动EPA 谈判以来的博弈态势，发现了两个特征。
（一）欧盟与日本之间利益分配的不平衡
EPA谈判自2013年3月启动后进展缓慢。2017年初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欧日之间的谈判速度明显加快。至2018年4月，欧盟委员会贸易总司公布定稿的EPA 文本，显示该政策架构已经成型。将该协议文本中关于谈判中的争议焦点的各项安排与欧盟和日本双方在谈判之初的立场与诉求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欧盟与日本之间利益分配的具体格局（见表1）。
从表1可见，EPA谈判启动之初，欧盟与日本各自都有明确的利益诉求，但在2018年4月谈判基本完成、协议文本公布之时，欧盟对日本核心利益诉求的照顾与满足，要多于日本对欧盟核心利益诉求的照顾与满足。
对日本在谈判中最关切的利益焦点，即欧盟汽车市场的开放问题，欧盟几乎完全满足了日本的要求，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将针对日本汽车产品的关税降为零，并在技术标准上与日本逐渐协调一致，这意味着在欧洲汽车市场上，欧盟将全部撤除面向日本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同时，日本并未完全满足欧盟的核心利益诉求。比如，欧盟对日本的食品和农产品市场寄予厚望，亟盼开放，但日本对从欧盟进口的食品和农产品的所有种类中的25%左右，仍保留9%至12.5%的关税，或保留原有关税但提供免税配额。
欧盟与日本在EPA 中的利益分配的不平衡性，说明欧盟向日本靠近的心态较为急切。
（二）欧盟内部利益博弈的三对矛盾
欧盟内部的不同社会群体对EPA存在相互对立的利益诉求，形成了几对矛盾。
首先，在欧洲公民社会层面，欧洲工商界与工会社团和社会公益组织之间存在对立。欧洲工商界总体上支持该协议，希望能借此消除日本对欧贸易壁垒。工会社团则担心该协议会引发“产业空心化”，致使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社会公益组织则认为该协议会过度增强欧日双方大公司的力量，损害欧洲的民主体系，导致环境恶化和劳工生活水准降低等问题。
其次，在欧洲工商界内部，不同行业对EPA的态度也存在显著差别。制造业人士对该协议持一定的保留意见，特别是汽车制造商颇有微词，认为欧盟向日本零关税开放汽车市场显得欠考虑。但农产品生产商大多支持欧盟推进EPA谈判。
再次，处于欧洲政治谱系不同位置的政党对EPA架构的态度也存在差别。在欧盟层面，较多地代表工商界利益的中右翼党团“欧洲人民党”（EPP）支持该架构，而致力于维护环保和劳工权利等社会公益的绿党等左翼政党组成的党团“绿党-欧洲自由联盟”（Greens-EFA）则明确表示反对，2014年以来两者在欧洲议会展开了持久的争论。前者的影响力更大一些，因而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政府总体上都支持提升欧盟对日贸易与投资关系。
二、欧盟加速建立“欧日经济伙伴关系”架构的战略动因
在当前，欧盟之所以通过加速推进对日战略性双轨谈判，借助已经达成的EPA和即将达成的“战略伙伴关系协定”（SPA），摆出向日本靠拢的战略姿态，是因为欧盟对外决策遇到了双边、地区间和全球三个层面的决策困境，不得不重新审视并深刻调整其对外政策的基本架构。
（一）双边层面：欧盟面对“新日本悖论”的决策困境
在20世纪80年代，欧美战略研究界曾提出过“日本悖论”（The Japan Paradox），认为当时的日本在国际社会是“经济巨人，政治侏儒”，虽掌握了巨额财富，却无法转化为强大的国际政治影响力。
自2008年以来，欧盟决策层和智库的部分人士感到，欧盟与日本虽然拥有共同的价值观，相互认同程度很高，盟友关系牢固，但双边关系却一直没有发展，因而提出了“新日本悖论”，以概括欧盟与日本的双边关系在冷战结束以来长期停滞和衰退的状态。
实际上，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和加速，欧盟与日本的经济关系在冷战结束后反而趋冷。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经济的庞大体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在欧盟对外经济关系中，中欧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已远远超越欧日经济关系。
欧盟委员会的综合统计显示，1999至2016年间，欧盟从日本进口额占其进口总额的比重从10.2%下降至3.9%，对日本出口额占欧盟出口总额的比重从5.3%下降至3.3%，其中2006至2010年的五年间，欧盟对日出口额平均每年下降0.6%，从日本进口额每年下降3.2%。2018年9月，位于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的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提交给欧洲议会的报告指出，2013年以后，欧盟对日本的直接投资额每年仅有0.5%的增长，2016年只占欧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1%。可见当前欧日经济关系的发展依然相当缓慢。
2014年新一届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成立后，欧盟决策层为了避免欧盟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的新一轮变局中趋于边缘化，并有效应对欧盟周边趋于碎片化的动荡形势，对自身在国际社会的角色定位做出了重大调整，即不再满足于充当一个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规范性和非军事的强权”，而是致力于成为“更强有力的全球性行为体”，在全球事务和欧盟以外的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加突出的影响。为实现此目的，欧盟希望进一步提升与自己的两大传统盟友美国和日本的双边关系。然而，这时欧盟却发现，与日本之间虽然一直是战略盟友，但却未有实质性和制度化的双边合作架构。
换言之，“新日本悖论”成为欧盟对外战略的一块短板。有鉴于此，2015年以来欧盟加速推进欧日EPA谈判的一个意图，就是要借此解决“新日本悖论”，扭转欧日双边关系长期以来较为冷淡的态势。
（二）地区间层面：欧盟“重返亚洲”的宏伟计划不见成效的决策困境
2011年11月以后，美国提出了“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将其全球战略的重心逐渐转移至亚太地区，欧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在经济领域，2013年至2015年，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也在逐步推进，更凸显亚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
欧盟感受到很大压力，又不甘心被美国边缘化，希望能作为一个“全球性行为体”对亚太事务发挥影响，因而以2012年11月在老挝举行的“亚欧峰会”（ASEM）为契机，陆续提出了对亚太地区的新的政策主张，形成了欧盟自己的“重返亚洲”计划。然而，欧盟未能实现其“重返亚洲”的雄心，至今在亚太的地区事务中仍处在相当边缘的位置。
这一尴尬的局面是欧盟面临的第二层决策困境，也是欧盟积极推进EPA谈判的另一项战略动因。
2011年美国推出“重返亚洲”计划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部分决策者立即产生了危机感，推动欧盟制订针对亚太地区的新的政策架构。2012年7月，欧盟四个重要成员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和瑞典的外交部长联合发起倡议，推动欧盟制订新的对外战略。以相关研究报告为基础，欧盟在2016年6月出台了“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明确提出要“深化对亚洲的经济外交，大幅度提升欧盟在亚洲地区安全中发挥的作用”。同时，欧盟加大力度推进与亚太之间的自由贸易谈判，2011至2015年先后与韩国、新加坡和越南达成了所谓“新一代”的自由贸易协定。
然而，欧盟“重返亚洲”的计划收效甚微。一方面，欧盟对2012年以来亚太地区出现的多次战略对抗，如朝鲜核危机和东海与南海的海洋权益争端，并不能发挥实质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对于亚太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如东盟自由贸易区（ASEAN FTA）的建设和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欧盟的影响力也并不大。
在此情势下，通过发展对日关系，尤其是经济合作关系，来改变欧盟在亚太地区事务中的边缘位置，巩固和拓展欧盟的影响力，自然在情理之中。
（三）全球层面：欧盟在推进全球化的事务中难以在中美之间选边的决策困境
中美作为世界上规模*的两个经济体，最有能力帮助欧盟继续推进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然而以2016年6月英国的脱欧公投为标志，反对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民粹主义力量在欧洲兴起，前所未有地撼动了欧盟固有的观念体系和制度大厦。2017年1月特朗普上任以来，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奉行右翼保守主义理念，将美国带入反对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轨道，强烈冲击着欧盟推崇的价值观，令欧盟决策者深感震惊。
在美国政治逐渐民粹化的同时，中国对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仍然表示认同和支持。然而，欧盟决策者对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和经济制度持有强烈的负面态度，而且随着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和投资的迅猛增长，欧盟决策层越来越将中国视为瓦解欧盟内部市场、破坏欧盟经济稳定、撼动欧盟价值观的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因而不断推出针对中国、更为严苛的贸易保护和投资审查政策，并出台报告指责中国经济运行“严重扭曲”。
在新形势下，欧盟在致力于推进全球化的事务中既无法再依靠美国，也不愿去信任中国，这成为欧盟面临的第三层决策困境。欧盟感到，必须在中美之外寻找可以信赖的第三方力量，因而将注意力转向了日本。
2017年1月特朗普上任后，欧盟与日本迅速接近，一拍即合，双方迅速加快了战略性双轨谈判的进程，在2017年7月6日初步达成关于建立EPA和“战略伙伴关系”的原则性协议，在2017年12月8日完成关于EPA的大部分谈判。欧盟对这个协议赋予深远的含义和宏大的定位，借以向世界宣示欧盟与日本共同推进全球化的决心。
2018年4月18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将EPA文本提交欧盟理事会审议时指出，该协议“向世界发出了清晰明确的信号”，即欧盟与日本“将站在一起共同捍卫多边主义和反对保护主义”。
由此可见，在美欧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中欧关系持续趋冷的背景下，欧盟向日本靠拢，是其为继续支撑固有的价值观体系、推进全球化进程而做出的战略抉择。
三、欧盟推进“欧日经济伙伴关系”架构的战略局限
目前欧盟和日本仍处在彼此相互靠近的持续进程之中。日本决策层、战略研究界和工商界对EPA的态度都比较积极。但是，欧盟与日本相互靠近的进程还是有限度的。由于受到以下两方面结构性因素的限制，欧盟与日本的合作在经济和战略两个领域都难以达到真正的双边战略盟友的高度。
（一）日本经济体系总体条件的限制
首先，日本的经济体量和市场规模毕竟远不如中国。虽然日本仍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三大国家经济体，但其相对位置不断下降，日本经济体量在2010年与中国基本相当，2015年以后下降到不及中国的一半，到了2016至2017年仅相当于中国体量的41%至43%。中国的GDP总量在2010年不到世界总量的10%，在2015年以后占世界总量的15%左右。
从长期来看，欧洲企业要拓展对亚太的贸易与投资，欧盟要与亚太之间构建能够塑造全局的自由贸易与投资架构，就必然要考虑中国的庞大体量，正视中国在亚太和世界经济中所占据的突出位置，所以欧盟在发展对东亚的经济合作关系时，难以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日本，更不可能真正绕开中国。
其次，日本推动经济运行的独特的制度文化，包括政府管制经济的行政惯例和法律实践，以及公司企业拓展业务的方式，都与欧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欧洲工商界拓展对日本的合作关系会遇到很大阻力。
（二）美国主导的全球战略同盟体系的既有架构的限制
二战结束至今，欧洲和日本都是美国全球战略同盟体系的组成部分，欧盟和日本的对外战略取向，不论是对外经济政策的总体架构还是对外安全战略，都要在一定程度上适应美国确立的全球战略的基本框架。尽管特朗普上任后美欧之间的裂痕在不断加深，但美国仍然主导着以北约为核心的欧洲战略防御体系，制约着欧洲的安全环境，塑造和影响着欧盟对自身安全形势的认知。
虽然欧盟从2016年11月以来也在陆续出台一系列措施以加强欧盟自身的军事力量建设，如发行“欧洲防务债券”、强化“欧洲防卫署”和“欧盟军事委员会”等战略安全评估与决策机构等，甚至在考虑组建由欧盟自行掌控的独立的军事力量，但在面对“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乱局和乌克兰危机这样的严重威胁欧盟安全的周边动荡形势时，欧盟仍然离不开美国的支持与协助。
因此，欧盟发展对日合作关系，必须考虑美国的意向，在战略安全层面不太会明显悖逆美国的态度与立场。在“低政治”领域，即技术性较强的贸易与投资等领域，欧盟能够以较快的节奏推进对日合作，一般不会遭遇美国明显的阻力，但如果将欧日合作架构拓展到“高政治”领域，即外交、安全等战略性较强的领域，则必然要考虑美国的态度。
简而言之，欧盟和日本对美国都存在相当程度的依赖，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恐怕仍难以摆脱美国的束缚，难以将其合作关系提升到单独的双边战略同盟的高度。
四、欧盟建立“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中国和日本是亚太地区经济规模*、战略意义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且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矛盾与对立。欧盟对其中一方的战略认知或决策意向出现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对另一方的政策与态度，两者互相牵扯，不可能截然分开。目前欧盟向日本靠近的态势，必然给欧盟处理对华关系带来微妙而深刻的影响。具体而言，这种影响表现在两方面。
（一）导致欧盟处理对日和对华经济关系的决策意向出现变化
2013至2014年，欧盟分别启动对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合作谈判之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趋于停滞，而欧日双轨谈判，尤其是EPA谈判则逐渐加速，随着两者推进速度的差异越来越显著，欧盟处理对日和对华经济关系的决策意向也出现了变化。从欧盟贸易战略文件、欧盟与中日分别举行的历届首脑峰会和年度工商峰会的公开谈话中，都可以看出这一变化。
欧盟委员会贸易总司在2010年和2015年两次公布具有白皮书性质的欧盟贸易战略文件。2010年的贸易战略文件视中国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将日本排在中国之后，而2015年的贸易战略文件则将日本排在中国之前，首先阐述欧盟希望达成欧日EPA的计划，指出这是欧盟当前要“予以优先考虑的战略选项”，然后再阐述欧盟对中国的政策，且言辞冷淡，直言中国“应满足欧盟提出的条件”。
2013年至今，欧盟与中日两国领导人分别举行了4届双边首脑峰会，欧盟与中日工商界分别举行的双边年度工商峰会一般也在首脑峰会召开前后举行。对比欧盟在首脑峰会和工商峰会上对欧日经济关系和中欧经济关系的评价，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细微变化。
（二）促使欧盟对欧日和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总体态度出现差异
2013年以来，欧盟对中国与日本的态度出现了这样几点差异。
第一，欧盟对欧日战略伙伴关系的总体定位虽然没有变化，并希望“掀开新的篇章”，但对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与预期却逐渐变得比较模糊。前任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在2013年仍然期待“将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而2014年以后的新一届欧盟领导层不再阐述对中欧关系的战略定位，反而坦言存在分歧。2016和2017年中欧首脑峰会都未能发表联合公报。
第二，在经济合作层面，欧盟对中国的总体态度显示出一定程度的负面色彩，而对日本的期待则不断提升。
第三，在战略安全层面，欧盟对安倍政府的“积极和平主义”战略构想明确表达了认同和理解的态度，而对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等外交战略基本理念却谈论得较少，由此可见，欧盟对中日的战略认知与定位存在着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在增强。
（三）中国的应对之策
在当前，特朗普政府执意推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欧盟发起贸易制裁，美欧矛盾更加尖锐；另一方面，2017年12月以来的三次美日欧三边贸易官员会晤，均显露出欧盟意欲联合美国和日本，在世界经济事务中压制中国的倾向。在此形势下，欧盟对EPA 的期待将进一步增强。
笔者认为，中国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应对。
第一，设法彰显中欧关于世界经济发展方向的共识，尽力避免出现美日欧针对中国开展三边协作的情形。中国可借助中欧之间的各项对话机制，强调中国致力于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坚定立场，耐心阐释中欧关于维护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架构的共识，强调中欧共同面临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的压力，并尽力促使欧盟认可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中国方案”。
第二，为保持中欧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健康发展，中国可考虑采取若干措施。首先，EPA 架构会导致中欧双边贸易与投资格局出现一定的转移效应，特别是中国的汽车、电器和其他一些高端消费品制造业可能会面临对欧出口市场份额缩小和投资受阻的压力，中国应做好预案，消除此类转移效应的负面影响。其次，中国可以考虑释放一些积极信号，以吸引欧盟加快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如考虑向欧盟企业适度开放金融服务业和政府采购市场，继续优化欧洲企业在华营商环境等。
第三，准确把握欧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话语体系，从观念层面入手，对欧盟持续开展“润物细无声”的公共外交活动。
欧盟一直强调自身是“规范性的力量”，看重理念和价值观的作用。2015年以来，随着亚太战略形势和EPA谈判速度的变化，日本的财团、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在布鲁塞尔愈加频繁地开展政治游说，组织学术研讨与交流活动，打出“欧日共同价值观”和“中国威胁论”的牌，潜移默化地深刻影响着欧盟对亚太决策的分析视角和话语体系。有鉴于此，中国需要使用欧盟能够理解的话语和观念，强化对欧公共外交，阐释中欧之间的共识，展示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并将有关“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与中东欧“16+1”合作机制的叙事纳入这样的架构，以争取欧盟的理解和认同。
总之，形势的变化对中欧关系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需要我们加以妥善应对。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0月26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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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2021年10月26日起将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大额申购和定投限额由3000万元调整为200万元，并自同日起设定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大额转换转入限额为200万元，即本基金管理人将暂停接受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定投和转换转入本基金超过200万元的申请（不含200万元，A类基金份额的申请金额单独计算，申购、定投和转换转入的申请金额合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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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6日
【编者按】本文来源*“李光满说”，作者李光满授权转载，欢迎关注。最近一段时间，中美之间的军事斗争越来越激烈，美国及英、澳、加、日、印等国不断在中国周边展示其军事存在，中国在军事方面也展现出越来越强硬的姿态，让人感觉到，战争并不遥远。
一、10月14日至10月15日期间，美国海军“杜威号”与加拿大海军“温尼伯号”联合穿越台湾海峡，这是美国海军今年以来第10次穿越台海，也是最近的一次穿越台湾海峡，是近年来美军*联合他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手段进一步升级。
10月2日至3日，加拿大的“温尼伯号”护卫舰还在菲律宾海参加了美英三航母领衔的六国海军演习。10月10日，“温尼伯号”护卫舰还在南海与澳大利亚海军举行了联合演习。此前的2020年10月2日，加拿大的“温尼伯”号就曾自南至北穿越台海进入东海，中国海空军在数天内一共出动十余架次战斗机抵近飞行，其中两架战斗机在该舰前方300米处约300米高度飞掠而过，“温尼伯号”穿越途中，还不断受到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护卫舰和海警船轮流监视，这是中国战机战舰与加拿大皇家海军军舰的*近距离接触。
在孟晚舟事件解决之后，加拿大对中国的态度并无收敛，而是变本加厉，派出军舰到中国台湾海峡玩穿越，向美国表示其与英国、澳大利亚这些撒克逊.盎格鲁民族对美国一样的忠心。
二、10月1至3日，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等六国联军在在台湾以东到菲律宾海举行大规模军演，这次军演不仅国家多，几乎包括了美国所有铁杆盟友，而且航母数量多，包括了美国的“里根号”航母、“卡尔文森号”航母、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和日本的准航母”伊势号”共四艘航母（准航母）以及总计17艘驱逐舰、护卫舰、补给舰以及数量不明的水下潜艇等海军舰艇，还有超过两百架先进战机。如此庞大的海军舰艇编队在中国国庆期间在中国周边举行演习，显然是不怀好意，是在向中国人民进行战争示威。
三、就在美国等六国联军在中国周边海域军演时，美国的核动力潜艇也来到了中国周边海域对中国进行威胁，只不过这次玩砸了。10月2日，美军核动力潜艇“康涅狄格号”在南海海域撞上“不明物体”，造成15名官兵受伤，最后潜艇只能浮到海面航行到关岛基地。目前在美国海军服役的共有三个级别的核动力攻击潜艇，包括大约40艘洛杉矶级、三艘海狼级和19艘弗吉尼亚级，“康涅狄格号”属于*进的海狼级。“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到中国南海就是来玩碰撞的吗？显然不是，显然还有更险恶的目的和更重要的任务。
四、9月26日，美国海军“玛丽西尔斯”号海洋测量船进入南海进行大范围测量活动。“玛丽西尔斯”号是一艘探路者级的海洋测量船，其专长是海底地形地貌探测以及海洋气象水文调查。美国海军派*进的海底地型地貎和海洋气象水文测量调查船长时间大范围在南海进行测量调查的目的何在？显然是为美国未来在中国南海进行的战争做收集水文、气象、海底地形方面资料的准备，美国这是在精心准备战争。
五、自去年7月以来，美军机一直在不断对我沿海地区进行抵近侦察。9月4日，美国一架RC-135S导弹监视机，从位于日本冲绳的军事基地起飞，毫无顾忌地横穿中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逼近中国青岛方向领空，一度距离中方领空范围只有不到20海里。9月8日，美国“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强行闯入中国位于南沙的美济礁领海范围，中国南部战区紧急出动“海空力量”对其进行驱离。
六、10月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伯恩斯宣布将成立一个中国问题高层工作组“中国任务中心”，以应对中国威胁。伯恩斯在声明中称，正在建立的针对中国的任务中心“跨越了CIA的所有任务区域”，“纵观美国历史，CIA一直挺身而出，迎接任何挑战。美国正处于一个大国竞争的新时代，面临着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因此CIA将迎面而上。”显然CIA是在围绕美国的一个重大战略服务，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强大的敌人，美国正在调动一切力量应对中国的迅猛发展和快速崛起。
七、10月7日，美国、法国媒体报道，美国特种部队人员正在台湾秘密训练台湾特种部队，消息还指出，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也正在台湾，对台湾海军陆战队进行训练，这已经持续了一年了，涉及美军人员共有二十多人。早在2020年11月9日就有媒体报道，当日有一批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抵台，开始对台湾海军陆战队和两栖特勤中队的连续4周训练课程，在高雄左营教授突击舟、快艇渗透等科目。
以上美国及西方盟友在中国周边以及在中国台湾岛采取的各种军事动作，无论其密集度，还是参加的国家以及这些动作的性质都远超过去，他们是在用我们看得见、听得懂的军事话语对中国说话，有些动作是威慑，有些动作是威胁，有些动作只是刷存在感，有些动作却对中国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总之这些动作是在向中国示威，是在向中国发出战争威胁。面对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发动的军事挑衅行动，中国并没有被动防御，而是选择主动作为，不断显示中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战略威慑力。
一，美国国防部下属网站于9月12日发布中国军舰在美国海岸附近活动的信息，宣称在阿留申群岛美国专属经济区内发现4艘中国军舰，据美方公布的图片，画面中出现了3艘正在航行的军舰，图片中能够分辨出其中两艘军舰分别为中国055型驱逐舰、052D型驱逐舰，另外还有一艘补给舰和一艘不在画面中的情报船，055型驱逐舰是当今世界*进也最强大的驱逐舰。中国军舰出现在美国专属经济区，而且是4艘军舰，显示中国开始逐渐摆脱被动，转向对美国实施战略反制，这无疑是在中美军事较量中中国方面的一个新动向。
二，为了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在中国周边进行大规模军演，以及美军等近期在南海、台海的一系列挑衅性行动，中国军队也加紧戒备，并进行了一系列实战化的军事行动。国庆期间，解放军空军连续多天共派出多达近两百架次各式军机进入台湾岛周边空域，这既是对以美国为首的敌人敌视中国的行动的应对，也是对台湾当局搞“台独”的严厉震慑。据统计，2019年中国在台海空域出动战机10架次，2020年出动战机380架次，截至到2021年10月上旬，今年已出动战机超过600架次，仅国庆长假前五日就出动战机150架次。中国空军如此频繁地在台海空域出动，其目的，一是对美国及盟友频繁在中国周边大搞军事挑衅行动进行反制，显示中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坚定的战争意志；二是对台湾当局进行战略压制和军事威慑；三是以实战化的演练备战解放台湾战役，一旦时机成熟或机会到来，随时可以呼啸而出，一举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三，在10月中旬举行的中俄“海上联合2021年”军事演习中，中国海军再次派出了一艘055型驱逐舰，另外还有一艘052D型驱逐舰、两艘054A型护卫舰。055型导弹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超过1万吨，装备了先进的多波段相控阵雷达与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安装了112个导弹垂直发射单元，比只有96个导弹垂直发射单元的美军驱逐舰更有优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水面作战舰艇之一。
四，10月6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报道称，中国在8月份试射了一枚高超音速武器，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枚导弹先是进入轨道以后进行“环绕地球”飞行，随后再重返大气层进行“高超音速滑翔”，最终战斗部落在距标靶30多公里处。报道称，这一能力使得该型武器可以突破现有防空体系，打击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从理论上讲可以对现有的一切反导和预警体系有极强突防效果。高超音速武器指的是在大气层内飞行速度超过5倍音速的武器。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拥有实用化的高超音速武器，美国和俄罗斯均未正式列装高超音速武器。美国官员称，中国的高超音速技术远比美国认识到的先进。北美空防司令部司令格伦·范赫克表示“中国最近展示了非常先进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能力”，并警告该能力将对北美空防司令部提供威胁警告和攻击评估的能力提出重大挑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任何国家只要无意威胁和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不会受到中国国防力量的威胁，也不应该感到这样的威胁。国际社会真正应该感到关切的是北约的核共享政策。希望北约敦促美方切实承担起核裁军特殊优先责任，进一步大幅、实质削减核武库，为最终实现全面彻底核裁军创造条件。
10月4日，俄罗斯发布公告称，俄海军“北德文斯克”号核潜艇在白海海域水下40米处成功试射“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并命中位于巴伦支海的目标。次日，美国也发布消息称，美陆军第17野战炮兵旅第3团第5营已接收首批远程高超音速导弹的原型弹。这两则消息显示，美俄两国都在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方面展开竞争，但两国都没有报道高超音速导弹入轨再进入大气层滑翔的技术。
这则报道虽然无法验证，但中国拥有全球*的风洞系统，理论上讲中国具有研制全球*进高超音速导弹的能力，它至少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在*武器的研制方面正在加速赶上甚至超过美国和俄罗斯，从心理上我们应该可以打破美国军事不可超越的思维陷阱和认识误区，建立起中国军事大国和军事强国的强大自信。
当前中国军事装备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将防卫圈外推了大约1000公里，虽然中国的轰20还没有问世，中国现役航母还比美国落后，但中国凭着家门口的地利优势，凭着中国强大的海军、先进的导弹系统和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正义性，已经能够有效突破美国第一岛链对中国实施的军事封锁，无论是在南海还是在台湾，中国都不惧美国的军事威慑，都具有打败美国军事挑衅的军事实力。
同时我们应该能够感受到，美国与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盟国针对中国的战略围剿网正在收紧，在中国周边进行军事挑衅的力度越来越大，次数也越来越密，手段越来越毒辣，团伙作恶、集团作战的意图越来越明显，西边的印度也在不停地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考验中国的耐心和意志。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正在对中国形成一道战略包围圈，中国所面对的形势越来越险恶，虽然中国的军事装备有了长足发展，但中国仍然面临着美国及其走狗所采取的群狼战术，中国必须继续加速研制新的更先进的战略级武器和战术武器，对美国形成战略上的威慑和战术上的威胁，使美国不敢狗急跳墙、铤而走险。
除了在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威慑和威胁，美国还与盟友一起对中国发动高科技战，在国际了组建高科技联盟，实施对中国的高科技封锁和禁运，阻止中国在高科技和高端制造业方面的突破和超越。现在美国正在与欧洲国家、印太四国一起组建类似的联盟体系，未来中国要想从美欧日获得先进技术的可能几乎不存在，中国必须立足于自己，立足于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自我突破，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只会让中国更快地实现先进科技的突破，只会让中国更快的实现科技自立。
美国为了维持其在全球的霸权统治，还会不择手段地对中国发动多种形式的战争。首先是生物战争，美国一直在全球阻止通过《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在所有国家中，美国*有对中国等国家发动生物战争的可能，美国一直栽赃中国研制新冠病毒，而实际上，这次新冠疫情*可能是来自美国实验室，是美国对中国和世界发动的一场生物战争。其次是金融战争，这两年美国一直在实施无限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全球搞美元大放水，随时准备收割全球财富，而且美国收割全球财富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由于中国一直在加大金融开放，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在大幅增加。当前全球爆发的大宗商品价格狂飙疯涨就是美国大资本集团对全球发动的大规模金融战。再次是网络战争和太空战争，美国是网络和太空强国，我国在网络方面仍然受制于美国，最有可能受到美国的攻击，美国的网军和太空军一起在研究和实施对中国等国的网络攻击和太空攻击。第四是能源战争，中国能源依然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包括各种大宗商品在内的能源及原材料战争是美国时刻都在操作的战争，美国不仅控制着能源通道，而且还控制着能源价格，使中国能源供应受到美国制约。
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对于战争的感觉已经钝化，不容易感知，即使战争降临，我们也会毫无感觉，就像现在美国及西方盟友已经开启了对中国发动综合战争的窗口，我们有些人却仍然感受不到危机已至，感受不到战争的痛点，感受不到危险正在降临，这是最危险的精神状态。无论我们国家有多少财富，无论我们生活的环境有多么美好，丧失了国家的忧患意识，意识不到战争的险恶，时刻都可能被我们的敌人打败和洗劫，国家变得满目疮痍，我们的生命会被踩踏在地上任其蹂躏，我们的财富会被洗劫一空。
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战争意识，是我们必须具有的意识，敌人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前背后捅刀，我们却视敌人为夫妻，视敌人为朋友，视敌人为伙伴，不知道战争正在没有硝烟的地方展开，不知道敌人的屠刀已经高高举起，如果没有战争意识，没有危机意识，没有忧患意识，没有战争准备，我们可能会在一个早上起床时变成了亡国奴，变成了刀下鬼，九一八事件和芦沟桥事变殷鉴不远，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加拿大的“温尼伯号”军舰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台湾海峡就是想玩穿越的吗？美英日的四艘航母（准航母）到中国周边搞军演就是为了显示存在感的吗？
当年中国为什么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也要勒紧裤腰带搞“两弹一星”？因为没有“两弹一星”中国人民就伸不直腰，就站不直身。因此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保持忧患意识、保持危机意识、保持战争意识是中国避免危机、避免战争、赢得和平的的关键因素。
苏联被西方解体，如果没有强大的核武库和强大的战争意志，今日的俄罗斯也一定已经被西方国家再度解体，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血的教训，我们只有研制出轰20战略轰炸机，研制出*进的航母，研制出*进的令美国及其走狗不敢轻举妄动的超高音速导弹，使用我们自己的太空、网络、金融系统，在能源和粮食方面不受敌国制约，并拥有强大的战争意志，才能避免战争，才能避免被洗劫，才能避免成为亡国奴。
战争并不遥远，战争时刻都在我们身边发生，国与国之间的生死较量时刻都在进行，我们可以有战术上的失误，但绝不允许有战略上的误判，战争不是我们的选择，但战争却随时都会降临。
战争并不遥远，我们只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具有强大的战争意志才能避免战争，才能守护好和平、安宁与幸福。从来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因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只因有英雄在用生命为我们守护。
6月9日，在
8月12日，一名妇女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新华社发（穆阿马尔·阿瓦德摄）
从“群体免疫标杆”到“*风险”，“德尔塔”毒株怎样击碎疫苗构建起的免疫屏障？以色列又将采取怎样的抗疫战略应对日益深陷的疫情泥潭？
病毒乘虚而入
突破疫苗屏障
去年年底，以色列开始推行大规模疫苗接种。到今年5月，以色列全国疫苗接种率接近60%，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控制在100以下，疫情得到初步控制。
6月1日，以色列取消几乎所有疫情防控措施，出入境限制也开始逐步放开。此后，本古里安机场入境客流大增，大大超出机场新冠病毒检测能力，测试场所出现严重拥堵，6月18日，以色列卫生部暂时允许部分人员不经检测入境，防疫出现巨大漏洞。同时，尽管以色列发布了入境人员的隔离政策，但由于监督执行的人力等资源不足，落实起来并不严格。上述问题叠加导致入口失守，“德尔塔”毒株乘虚而入。
更严重的是，以色列普遍接种的辉瑞疫苗对“德尔塔”毒株效果不佳。此前，以色列卫生部研究称辉瑞疫苗预防“德尔塔”感染的综合有效性仅有39%。根据以色列卫生部8月13日公布的数据，超过53%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已经接种过疫苗，重症患者中有60%也已完成疫苗接种。因此，疫苗对“德尔塔”毒株的真实有效性或许仍待继续研究。
推动加强注射
最终效果存疑
此轮疫情暴发后，以色列采取提高入境审批门槛、加强机场检测能力、强化入境隔离制度等举措，希望从入口防控疫情。但是，随着病毒在以色列国内的广泛传播，本土病例成为绝大多数，仅仅控制境外输入病例已经远远不够。以色列政府转而开始推广疫苗“加强针”注射，并允许12岁以上儿童接种疫苗，以建立更为坚固、广泛的免疫屏障。
目前，以色列已全面开始对50岁以上及免疫力低下等高危人群的加强注射。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已命令军方医务人员协助民间医疗机构实施疫苗接种，同时将在特拉维夫等10多个城市开设夜间接种点，提供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接种服务。截至8月15日，以色列全国已有84.5万人接种加强针。以色列卫生部及医疗机构研究认为，疫苗防御效果随着接种时间的延长逐渐削弱，相关人员在接种加强针后确实能够产生比接种第二针后更多的抗体。
8月12日，一名医务人员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接种点准备第三剂新冠疫苗。新华社发（穆阿马尔·阿瓦德摄）
但是，仅仅通过加强针遏制疫情并不容易。首先，将加强针推广到大部分人群仍需时日，短期之内无法构建新的免疫屏障。更重要的是，过去一个月间，以色列确诊病例仅有14%年龄在60岁以上，这表明比老年人接种时间更晚、自身免疫力更强、疫苗效果衰退较轻的年轻人也被大量感染，加强针对预防“德尔塔”毒株感染的效果存疑。
避免实施封锁
准备局势恶化
8月14日晚，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发布以色列政府的抗疫战略，称其目标是在维护以色列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以色列公民的健康。该战略包括七大部分，即实施更广泛的疫苗接种，提高医院的应对能力，保护最脆弱的老年人，推动私人居家快速检测，加强对现有口罩、隔离和“绿色通行证”规定的执法力度，提出一种在疫情下开放学校的方法，将绿色通行证实施范围拓展到3-12岁儿童。
贝内特明确反对实施“封城”，他说，封锁就像为了避免出现交通事故而禁止以色列人开车，前三次封锁造成2000亿新谢克尔（约4000亿人民币）的经济损失，再次实施封锁会造成经济贫困。封锁是“最后的手段”，人们有责任通过接种疫苗、在封闭空间戴口罩和不聚集来保护自己和亲人的生命。贝内特还称，他不知道新冠疫情何时会结束，预计会有更艰难的日子。
以色列已开始准备应对“更艰难的日子”。目前，以色列全国有近900人住院、500多名重症患者。据估计，到9月10日，以色列全国将有4800多人住院，2400多重症患者。为应对未来更加恶化的局势，以色列政府计划调集医学生及军方医务人员，为医院增加300名医生、1500名护士及600名护理人员。同时，以色列政府计划未来安排一半需住院的人员居家治疗，为医院留出更多空间。
日前，以色列内政部长阿耶莱特·沙克德表示，我们做出了一个不简单但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与新冠病毒共存，接受这种疾病的严重病例并接受死亡。以色列《国土报》对此评论称：以色列国正在开始一场冒险，这将夺走许多人的生命并损害其他人的健康。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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