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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的开发利用是21世纪人类最伟大的科技成就之一。但核能的本性是“天使与魔鬼”并存，既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又会给人类带来严重灾难。支持者认为核能是人类非凡的科学成就，反对者则认为发展原子能是一种危险和短视的行为。核能将人类技术创新中*与最坏的元素都呈现了出来。由此，核能发展的前景到底是“核能复兴”（Nuclear Renaissance）还是“核能终止”（Nuclear Demise）[1]，一直以来都是核能相关利益方争论不休的议题。据此，从拥核派与反核派争论的安全、经济和环保3个视角出发，深入剖析影响和制约核能发展前景的十大关键因素，是科学判断核能未来前景的重要基础。
1 核事故
核事故是对人类、环境或设施造成重大后果的事件。凡是开发核能的地方，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类型的核事故。美国的三哩岛核事故（1979年）、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1986年）和日本福岛核事故（2011年），是迄今为止世界核能发展史上发生的3次重大核事故，对世界核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福岛核事故是由地震、海啸与核泄漏相叠加的“三重灾难”，被认定为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危害性更大的“重大事故”，是世界上代价最为昂贵的灾难。福岛核事故不但给日本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带来严重的核污染和核辐射，核事故对民众带来的心理危害远胜核辐射本身[2]。
每次核事故发生后都会对核能发展热情造成极大挫伤，导致民众对核能环境与健康风险方面的关注日渐上升，强化反核者的话语权，削弱民众对核能开发的政治支持，甚至会形成一种主张完全停止核能扩张的“致命政治话语”[3]。尼克松总统曾预言美国在20世纪末将会有1 000座核电站投入运营，但在三哩岛和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影响下，千年之交美国投入运营的核电站也仅有104座[4]。福岛核事故后，伴随着日益上升的公众愤怒和群情激愤的抗议游行，几乎所有的核电站都被闲置起来，政府也被迫重新反思其核能政策。核能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份额也从2010年的13%下降到2011年的7%[5]。
显然，严重核事故的爆发能在短期内显著拖慢核能发展步伐，给核能发展前景蒙上阴影。然而，促进全球核能复兴的两大现实动因，即居高不下的油气价格和气候变化的关切仍客观存在，一个都没有得到解决。核能仍然是渴求通过核能解决这两大挑战国家的不二选择，全球核能发展的总体态势仍难以逆转。从单个核能开发国家来看，中国和印度在福岛核事故后开发力度并没有减弱。因此，在理解为何尽管有核事故影响，但亚洲国家仍继续致力于核能项目建设时，有必要在福岛核事故的神话与现实之间做出鉴别[6]。
更引人注目的是，作为福岛核事故当事国的日本，也宣布重启核能开发进程。2015年8月中旬，日本川内核电站1号机组（Sendai 1）是首个启动的核电站，并实现并网发电，同年10月川内核电站2号机组（Sendai 2）重启，2016年2月和3月，高滨核电站3号机组（Takahama 3）和四号机组（Takahama 3）分别重启[7]。
2 核平安
核平安（Nuclear Safety）旨在确保核设施、核材料不出事故和防止核事故伤害。由于核能是一项以灾难性危险资源为基础的复杂技术，因此非常容易受到自然事件和人类弱点的影响。由此，核平安一直是提高核电成本的驱动因素，核电行业无法以可承受的成本提供平安的反应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矛盾。这说明核平安与可负担得起的核反应堆目前仍互不相容，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矛盾仍将继续存在。
不可否认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已为核电站制定了核安全标准（NUSS），内容涵盖政府对核电站的监管组织、核电站选址安全、核电站设计安全、核电站运行安全、核电站安全质量保证。但这种安全标准仅仅是一种建议，并不具有约束力。三哩岛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1986年的《核事故早期通知公约》与《核事故或放射性紧急情况援助公约》在原子能机构框架内获得通过。但这些公约主要关系核事故的后果，对核事故预防关注不够，从而对实际核能平安的影响是有限的。1994年，旨在预防核事故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核安全公约》获得通过，但仍无法确保缔约国会通过控制和制裁来履行义务。其安全关注内容虽然包含了陆地核电站选址、设计、建设和运营方面的国际标准，但对安全问题的关注只是给予“应有的优先”而非“*的优先”[8]。
国际社会在核平安建设方面的缺陷，也反映在核能开发国的核平安建设中。二战后的日本坚持核能的和平利用，开发出世界上技术先进的商业核能项目，核电站安全运营的水平一直较高。“核村庄”[9]反复向民众灌输核能是“安全、廉价和可靠”的，从而让日本民众自信满满地迷恋“安全神话”。地震学家就曾警告日本核电站面临的风险，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在2008年发出日本福岛核电站存有“严重问题”的警告[10]。
在20世纪70年代至2011年福岛核事故期间，关于大地震以及由此引发海啸的可能性已经有了新的科学认识，但日本的核电运营商、东京电力公司和政府监管机构都忽视了这一风险。日本政府和电力公司所描绘的“安全神话”倾向于压制诚实和对风险的讨论。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日本的地震学机构被困在过时且不成功的模式中，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位于东京和名古屋之间东海地区可能发生地震的危害，而忽略对其他地区地震危害的防范。由此，监管机构和核电运营商错过诸多避免福岛核电站灾难的机会。”[11]
当然，福岛核事故再次撞击了核能利用中最为核心的敏感问题——平安。对于在此之前显得“有点自满”的核能世界来说，福岛核事故的“一个重要警示”就是触发了“核平安复兴”[12]。对于现有核电站来说，福岛核事故会迫使当事国制订更为“昂贵的平安标准”，即严格“平安标准”和强化“平安程序”[13]。对于新核电站的建设来说，核事故会迫使部分当事国出于政治支持的考虑，对发放新核电站建设许可证会更为谨慎。这些都会迟滞核能开发决策，拖慢核能开发步伐，提高核能开发成本。
3 核保安
核保安（Nuclear Security）旨在保护核设施、核材料、放射性材料免受人为攻击和动用，重在防止核*主义的发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核材料及其国际运输量的增加，对如何确保核材料免受*组织侵害的关切也在增加。从历史角度看，国际社会专注核平安问题，对核保安问题重视不够。“9·11”*袭击事件，凸显了对威胁核设施的核安全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必要性，导致核保安关注度上升。
美国主导召开“全球核保安峰会”，着力凝聚核保安的全球治理共识。2010年在华盛顿召开的首届峰会重点关注的是如何防止*分子获取足够制造核弹的核裂变材料。重点是防止核*主义，即阻止*分子获取足够的裂变材料制造核弹。2012年的安全峰会是在福岛核事故后召开，尽管关注的重点又重新转向核平安，但这不能分散政府防止*分子获取核裂变材料的工作，因为核*主义行为的破坏性可能比福岛核事故更大。
福岛核事故爆发后，需要特别注重防范自然核事故与*分子故意破坏的可能结合，从而凸显了“核平安”与“核保安”之间建立强有力联系的紧迫性。为此，核电站运营商和监管机构应考虑采取一种“核平安-核保安”的综合方法[14]。核平安与核保安虽然对安全有不同的要求，但在关键领域存在重叠，可以相互支持。核设施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安全保障，包括更安全的应急电力供应、更好的控制室安全，新建核电站应建设抵御*分子飞行器袭击的安全壳等。监管机构应要求核电站从设计到拆除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都要安装安全接口。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协调建设“核平安-核保安”安全体系中应发挥国际领导作用。
如果*分子对核电站进行*攻击，会给人类带来比一般核事故更加严重的心理影响，引起更大的社会恐慌。但也要看到，*分子如果要对核电站进行大规模袭击，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基于安全考虑，许多国家的核电站都建设非常安全的地方。有学者就批评强调核能发展中的核保安是夸大其词。约翰·穆勒（John Mueller）认为：“我们得到的主要是制造恐慌”，“最终，敌人就是我们自己。”[15]同样，布赖恩·詹金斯（Brian Jenkins）也声称，“它是我们的想象力。没有核武*主义的历史，有的只是核*的丰富历史。”[16]
4 核废料处置
人类制造核武器和利用核能的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放射性核废料，这是世界进入核时代的遗产之一。核废料虽然体积相对较小，但具有很强的放射性和致热性。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放射性和致热性会逐渐减弱，但要消除至少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核废料在此期间必须要被屏蔽或进行远程处理。
当前，核废料的处理主要是储存和回收两种方式，但储存有一个潜在的未来污染问题，而回收则有一个潜在的扩散风险。基于政治、经济、技术和扩散风险等方面的原因，核废料处理与核燃料循环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全球性难题。全球目前大约有7.1×104 t乏燃料和高放射性废料储存在121个核电站与非军事政府用地，50多年储存的乏燃料可堆满一个12.5 m高的足球场，而且核废料仍以2 000 t/a的速度在递增[17]。乏燃料由于存在高放射性，其巨大风险在于一旦废料池被损坏或冷却不及时，就极易发生放射性事故。
世界上的先进核能开发大国都在努力探索核废料的处理问题。俄罗斯大力推进核能技术创新，通过采用封闭的燃料循环技术，可降低核废料的放射性，缩短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而且可以在增值反应堆中再次利用其他有效的燃料。日本由于堆积了过多的乏燃料，加之缺乏放射性核废料的最终处置场地，其核能发电经常被讥讽为“无厕公寓”[18]。日本当前的主要做法是通过与英国和法国公司签署合约，通过海运方式将MOX（钚铀氧化物混合燃料）储存在英国和法国，以备核电建设之用。但英、法的处理能力也日益捉襟见肘，两国每年的处理容量大约也就4 700 t。自1979年以来，日本已将140船乏燃料运到了欧洲[19]。
世界上很多地区将这种易挥发和致命性核废料储存在地下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尝试遭到了许多本土民众的抵制。这种利用原住民及其土地维持的从铀矿开采和提炼到核能与核武器生产的燃料循环，以及由此产生的核废料的倾倒，被称为“核殖民主义”（Nuclear Colonialism）[20]，从而引起原住民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反核废料倾倒运动。这种运动与其他类型的反核运动相呼应，对所在国的核能开发施加了相当大的政治压力。
5 核扩散风险
核能利用中不可避免的核扩散风险，对全球防扩散目标构成了一定挑战，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框架的核心矛盾则加剧了这一挑战。NPT第四条款规定，发展和利用基于和平目的核能技术是发展中国家享有的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意味着一个国家只要接受IAEA的核安全保障，就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但在具体的核项目开发中，民用与军用存在着天然的技术联系，要明晰两者之间的界限，难度较大。事实上，印度以民用核能为掩护，成功开发出了核武器。正如尼赫鲁总理所承认的那样：“我不知道该如何在核能用于和平与国防目的之间做出区分。”[21]因此，“‘原子用于和平’所表达的希望和蘑菇云所象征的*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是关涉核能未来的现代政治辩论的核心。”[22]
核能利用中的扩散风险可分为两大类：a) 横向扩散的风险，即从一个行为体向另一个行为体，表现为将核材料、核技术或专有技术转移给另一个谋求核武器的行为体。“9·11”*袭击事件以后，核*主义的真实威胁和感知威胁不断增加，国际社会担心*组织可能会从民用或军用核中获取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核材料。根据IAEA的说法，25 kg高浓缩铀（HEU，含有90%以上的U-235）或8 kg钚-239是制造一枚简单但可工作的核武器的*限度标准[23]。2003年被揭露的巴基斯坦“核弹之父”卡迪尔·汗涉嫌“核黑市”交易震惊全球，进一步凸显了这种核扩散危险性的迫近；
b) 纵向扩散的风险，即民用核
日本虽然是二战中核弹轰炸的受害者，二战后一直坚持民用核能发展，但拥有核武的能力一直存在。正如武藤一羊（MUTO Ichiyo）所指出的，日本核能机制是国家安全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先进的核工业基础是日本国家安全的核心，充当“核武潜力保管人”的角色[24]。
此外，全球储存的核废料中含有大量能制造核武器的钚，一旦核废料的回收利用技术更加成熟，就可能造成更难控制核扩散。一些国家储存的民用核材料也含有大量的核武级别的钚或裂变材料。例如：英国的民用储备中就含有100 t之多的钚，政府还没有决定如何处理这些材料；国际易裂变材料委员会（IPFM）的数据显示，法国的稀土储备超过80 t，可分别为大约12 500枚和10 000枚核武器提供足够的裂变材料[25]。因此，如果国际社会不努力强化对敏感核技术与核材料的控制，类似核黑市交易、核武技术潜在国和*分子获取核爆炸材料这样的核扩散威胁将持续增加，降低民众对核能的接受度，削减核能发展的政治支持度，从而给全球核能的健康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6 反核能运动
“反核能运动”（Anti-nuclear Energy Movements）是一个旨在反对核能应用的社会运动，参加者多为环保主义者、专业人士和深受核电发展影响的草根群体。在几乎所有计划修建核电站的地方，都会发生反核能抗议事件，在拥有核项目的国家也都存在各种类型的反核能组织。三里岛、切尔诺贝利与福岛核事故的发生，均触发大规模的反核能运动。
20世纪50年代末期，全球出现旨在反对核武器和倡导核裁军的反核抗议活动。进入70年代以后，伴随着民用核能利用的不断发展，核能逐渐成为民众抗议的一个重要议题。1975年—1977年，法国爆发抗议核能开发的示威游行活动有10次之多，参加人数突破1.75×105。美国的反核组织“蛤壳联盟”（Clamshell Alliance）和“鲍鱼同盟”（Abalone Alliance），也分别领导了反对锡布鲁克核电站和魔鬼峡谷核电站的抗议活动[26]。美国三哩岛核事故爆发后，联邦德国的波恩爆发了有1.2×105人参加的反核能示威游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爆发后，意大利的罗马爆发有1.5×105～2.0×105人参加的反核电示威活动。福岛核事故后，日本和印度等国又掀起了新的反核抗议活动。
毫无疑问，核事故的爆发引发民众“恐核”心理，触发大规模反核运动。俄罗斯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谢尔盖•基里延科就认为，当今核能的主要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心理问题[27]。反核能抗议运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核能开发步伐，比如印度在建核电站因备受反核活动的困扰而不断延滞。库丹库拉姆核电项目的规划最早于1988年就提出，2001年启动建设。福岛核事故后，针对库丹库拉姆核电站的抗议活动愈演愈烈，迫使库丹库拉姆核电站曾多次被迫停止施工，使得原定于2011年12月的启动调试推迟。2012年3月，数百名来自农业和渔业社区的抗议者（其中很多是女性）聚集到附近的伊丁塔迦来村，试图再次阻止库丹库拉姆核电站的建设活动[28]。
福岛核事故后，伴随民众的反核情绪与充斥全社会的“核敏感”，日本政府被迫表态调整能源政策。在2011年10月发表的能源白皮书中，日本政府宣布“推倒重来”[29]，将采取措施降低国家对核能依赖，重修基本能源计划。正如同年12月日本基本能源计划评估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所指出的：“在最近的灾难与核事故发生后，这种能源结构（核能占30%）一定要进行根本性修改。” [30]
7 核安全文化
“核安全文化”（Nuclear Security Culture）是个人、组织和机构作为一种支持和提升核安全方式时所表现的各种特征、态度和行为的总和[31]。核能安全是核安全文化关注的重点，核安全文化对改善核能安全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强调核安全文化既是一种态度问题，又是一种体制问题，还是一种在处置核事故中所表现出的正确理解力和执行力问题。
美国前核管理委员会前主席理查德·梅瑟（Richard Meserve）就发现，所有关于福岛核事故的不同调查都认为安全文化的失败是一个“核心因素”。把钱花在技术解决路径上比人力系统的根本性变化要更容易，但为确保日本核能的安全，这种努力最终仍然需要。实施上，还存在一种风险，即过度依赖技术修复可能会产生一个新的“核安全神话”[32]。不合时宜的核安全文化是导致核事故频发的重要诱因之一。日本在保护核电站安全方面依赖“传统科学戒律”，核安全理念保守陈旧，核安全规章制度缺乏及时更新和创新，核规章制度的执行缺乏“牙齿”功能。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在总结福岛核事故的报告中指出：“任何国家都没有理由对核安全产生自满。促成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一些因素不是日本所独有的。不断的质疑和从经验中学习的开放态度是安全文化的关键所在，对从事核电的每个人而言都至关重要。必须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33]
核安全文化包括个人响应、管理层责任和决策层责任3个维度。要实现核能的安全运营，就需要培育全民核安全意识，从而实现核能安全决策、安全建设、安全运营的常态化；核安全文化的建设还需要提升核安全监管标准。a) 强化对运营核电站的安全审查和监管；b) 针对在建和新建核电站制订更为严苛的“平安标准”和“平安程序”；c) 需要创建公众核接受教育机构。公众的核能接受度大致可分为愿意接受、勉强接受和反对3种，创建专职教育机构，构建针对不同核能接受度公众的教育体系；由于民众核安全感知与政府核事故应急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联系，所以还需要提高核事故应急能力。
8 能源安全
Umair Dossani在2010年发表的《核能复兴抑或终结？》（Nuclear power renaissance or demise？）[34]一文中指出，“核能是满足世界日益增长能源需求的一个有效方法，全球核能复兴的态势显而易见”。他的基本依据是：核能是清洁能源，为解决导致全球变暖的碳排放问题提供了可能，能持续不断地提供基本负荷动力，同时核能的发电容量大于其他能源。况且伴随着技术进步，核电站运转的成本也得到了削减。从世界范围看，核能已提供了17%的全球能源需求，在14个国家中提供了超过30%的电力供给，其中，法国居首，达到了78.5%[35]。虽然福岛核事故会导致许多核电站暂停，但这并不能遏制一些国家按照自己的方式继续执行未来的核发展计划。全球“核能复兴”远没有结束。核能在解决一些国家的能源安全中仍然扮演着关键角色。
对有些正处于高速发展但严重缺乏电力资源的国家来说，核能在其能源发展战略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全印度缺电的平均水平是11.7%，高峰期的缺电达到了25.4%。保守估计，2031年—2032年印度将需要8×1011 W的装机容量[36]。印度目前有20个核反应堆在运行，发电4 780 MW，占印度总装机容量的比例还不到3%。在2022年，印度核能的总发电量预计增长8倍，能满足印度电力需求的大约10%。到2052年，印度的核能发电将提升70倍，对印度总电力需求的贡献将达26%[37]。
福岛核事故前，日本有54座反应堆运转，向日本提供了大约29%的电力。福岛核事故后，伴随着福岛与其他核电站的停止运转，日本对液化天然气、原油和成品油的进口额分别增长37.5%、21.3%和39.5%[38]。随着核电输出的减少，日本的环保政策也将产生严重影响。日本2011年CO2的排放量增加了2.1%，如果2012年核电仍然关闭，预计CO2的排放量将增加5.5%。在福岛事故之前，核能平均每年削减日本的CO2排放大约是14%[39]。增加的排放量让日本几乎不可能达到京都议定书2020年削减CO2排放25%的目标。
9 比较成本
一国开发核能，不仅需要强大的核工业基础，更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因此，开发可负担成本的核能，是制约未来核能前景的关进因素之一。与传统的化石原料发电相比，核能发电的总成本中，燃料费用所占的比例较低，核燃料对价格波动的敏感度不及化石原料，核能发电的成本不易受国际经济情势的影响。印度有学者认为核发电比化石燃料发电更为昂贵。核能开发虽然在燃料成本上占有优势，但总体开发成本仍然较高。核电站初期的投资是热电厂的3倍，而且核能的成本通常还将确保核平安与核废料管理的成本计算在内，化石原料的发电成本通常不包括环境及其相关成本。
但也有学者认为，从理论上来看，未来用钍代替传统的铀燃料棒用于裂变反应堆，建立新一代商业核电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与传统的铀相比，钍反应堆是一种更安全、更清洁和更便宜的解决方案。钍反应堆只能用于发电，不会产生任何可用于核武器的产品；钍的废弃物放射毒性周期不到200年，相较以1.0×106 a多估计的铀燃料，更容易储存和处理；钍不会产生影响气候的温室气体；钍比铀更丰富，要多3倍～4倍，更容易开采，也更便宜。
此外，人类还可以掌握从磷酸盐或海水中提取铀的技术，也有可能将核燃料回收或将“增值”反应堆发展到商业开发的程度，从而极大地延伸核燃料的利用。从具体的核能开发国来看，世界上核能发展较为成功的法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都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商业融资框架，极大提升了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投资热情，从而缓解和弥合了政府核电投入的资金缺口。
10 气候变化
支持核能复兴的两大动因之一就是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贡献。核能仍被证明是能够大规模提供重要能源的*选项，从而承载了从氢经济过渡到完全清洁能源经济的“桥梁”功能。从综合角度来看，核能是一种能实现自我持续发展、帮助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源选择。核能一定包含在国家寻求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目标、履行《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承诺的可用能源选择的清单中。
a) 一个典型的核反应堆每年能产生3 m3（25 t～30 t）的乏燃料，较少燃料的产生意味着更少燃料的运输，这将有助于减少运输温室气体的排放；核电站没有诸如传统热电厂那样的实际燃烧过程，这极大地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没有空气污染。根据加拿大环保组织彭比纳研究所（Pembina Institute）2006年的估计，加拿大核部门（7个核电站的23座反应堆）CO2的年排放量在4.68×105 t～5.94×105 t之间，仅占加拿大年碳排放总量的0.07%。但一个500 MW的燃煤发电厂，每年就能排放大约3×106 t CO2，占加拿大年碳排放总量的0.4%，提供的电能却仅占加拿大年装机电容量的0.4%[40]；
b) 核事故*的危害是对民众造成的心理伤害，直接的危害要比碳排放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造成56人直接死亡，4 000人预期死于辐射造成的癌症，60多万人中的大部遭受核辐射，30万人需要*性迁移[41]。而死于空气污染的每年就高达240万人；
c) 铀的市场价格是相当稳定的，而且没有受到政治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总体而言，核电拥有每千瓦*的发电成本，价格是0.025美元/（kW·h）[42]。
11 结语
一般而言，全球核能发展前景的评估，学术界大致从安全、经济和环保三个视角展开。拥核派认为核能是安全、经济和环保的能源选择；反核派则认为核能是危险、昂贵和非环保的。拥核派与反核派通常在这三个视角上展开辩论。本研究对影响全球核能前景的关键因素进行了细化和梳理。
从安全视角而言，核平安、核保安、核废料处置、核扩散风险和核安全文化是影响核能前景的关键因素。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国内很多关于核安全的论述中，“核平安”（Nuclear Safety）和“核保安”(Nuclear Security)的内涵没有作清晰界定，经常混淆使用，统统归入“核安全”范畴。事实上，核平安旨在确保核设施、核材料不出事故和防止核事故伤害。核保安旨在保护核设施、核材料、放射性材料免受人为攻击和动用，重在防止核*主义的发生。从历史角度看，国际社会专注核平安问题，对核保安问题重视不够。
“9·11”事件后，核*袭击风险增加，核保安关注度开上上升。福岛核事故触发“核平安复兴”( Nuclear Safety Renaissance) ，凸显“核平安”与“核保安”之间建立强有力联系的紧迫性。从经济视角而言，能源安全和比较成本是影响核能前景的关键因素。与高污染的化石燃料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相比，核能在确保能源安全稳定供给方面拥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也具一定的比较成本优势。从环保视角而言，反核能运动和气候变化是影响核能前景的关键因素。已有研究多数将反核能运动归入安全视角，但本研究认为，核事故造成的心理*远胜实际的安全损失，大多数反核能运动的爆发都是基于环保考虑而发生的，反核能抗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邻避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本研究只是粗线条勾勒了影响核能前景的十大关键因素，各种因素的具体影响也会受到核能开发国政治环境和公民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同样的因素在不同的国家产生的影响也会截然不同，这需要结合所在国的核能开发个案，通过量化研究的手段，进行具体的案例研究，这是本研究无法解决的问题，留待后续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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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能源公告，开投集团及开投能源认购的339,765,511股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锁定期的截止日期为2022年6月27日(因2022年6月26日为非交易日，顺延至其后第一个交易日)。鉴于宁波能源股票于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即2019年6月26日至2019年12月26日期间)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格3.354元/股及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即2019年12月26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格3.354元/股，根据上述关于股份锁定期的约定，开投集团及开投能源认购的339,765,511股股份在36个月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即股份锁定期自动延长至2022年12月26日。
截至2022年6月21日收盘，宁波能源(600982)报收于5.2元，下跌0.57%，换手率2.62%，成交量19.86万手，成交额1.04亿元。资金流向数据方面，6月21日主力资金净流出981.78万元，游资资金净流入94.35万元，散户资金净流入887.43万元。
证券之星估值分析工具显示，宁波能源（600982）好公司评级为1.5星，好价格评级为2.5星，估值综合评级为2星。(评级范围：1 ~ 5星，*5星)
宁波能源主营业务：热电联产、生物质发电、抽水蓄能和综合能源服务,以及能源类相关金融投资等业务。公司董事长为马奕飞。公司总经理为诸南虎。
sci ssci收稿
能源环境领域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Letters（中科院1区 IF=7.6）
Energy Reports SCIE（中科院2区 IF=6.9）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SCIE（中科院4区 IF=3.2）
Journal of Energy Storage（中科院2区 IF=6.6）
地质海洋、农业森林领域
Geoscience Data Journal SCIE（中科院3区 IF=1.8）
Ocean Engineering SCIE（中科院3区 IF=3.8）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Entomology（中科院3区 IF=2.5）
Annals of Forest Science（中科院2区 IF=2.6）
计算机、图像、人工智能领域
Frontiers of Computer Science SCIE（中科院2区 IF=2）
Image and Vision Computing SCIE（中科院3区 IF=2.8）
ACM Transactions on Sensor Networks SCIE（中科院3区 IF=2.3）
Journ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中科院4区 IF=2.8）
控制、测量、优化工程领域
Optimization and Engineering SCIE（中科院4区 IF=2.8）
Measure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E（中科院4区 IF=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rol Automation and Systems（中科院3区 IF=3.3）
教育、经管、医学领域
Progress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SCIE（中科院2区 IF=8.2）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中科院3区 IF=2.3）
Operations Research Letters（中科院4区 IF=1.2）
北京时间2021年6月30日，科睿唯安公布了2020年度期刊引证报告（即JCR，全称Journal Citation Reports），该年度报告是全球*影响力的期刊评估资源，提供包括期刊影响因子、分区、引用频次等在内的多种年度期刊度量指标，也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期刊评价指标。
近几年准确地说是近一两年，国产SCI期刊表现突然变得抢眼，高质量期刊发展迅速，大有今天你爱答不理，明天就百投不中的趋势！
今天给大家详细介绍一本期刊：GREEN ENERGY & ENVIRONMENT
期刊介绍
GREEN ENERGY & ENVIRONMENT（ISSN：2096-2797 ）致力于发表与绿色能源和环境各个方面相关的合格研究，例如生物燃料和生物能源、能源储存和网络、可持续发展的催化能源和环境的过程和材料。旨在为绿色能源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提供一个讨论、总结、回顾和预览的平台。每两个月出一期，一年出版6期。 它是由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主办，由KeAi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多学科国际学术期刊。
刊载范围
生物燃料和生物能源可持续过程的催化剂化石资源清洁加工利用气候变化和污染控制CO2 捕集、封存和利用储能和网络用于能源转换的绿色溶剂氢能和燃料电池生命周期分析能源与环境材料能源与环境模拟太阳能和光伏学科排名和中科院分区
GREEN ENERGY & ENVIRONMENT 在JCR分区SCI库GREEN & SUSTAINABLE SCIENCE & TECHNOLOGY学科下排名为5/44，位列1区；ENERGY & FUELS学科下排名为15/114，位列1区；CHEMISTRY，PHYSICAL学科下排名为31/162，位列1区；ENGINEERING，CHEMICAL学科下排名为13/143，位列1区。
在中科院排名（基础版）中，该期刊大类为工程技术 1区，小类为工程：化工ENGINEERING，CHEMICAL 1区；物理化学CHEMISTRY，PHYSICAL 2区；能源与燃料ENERGY & FUELS 2区；绿色可持续发展技术GREEN & SUSTAINABLE SCIENCE & TECHNOLOGY 2区。
在中科院排名（升级版）中，该期刊大类为工程技术 1区，小类为工程：化工ENGINEERING，CHEMICAL 1区；物理化学CHEMISTRY，PHYSICAL 2区；能源与燃料ENERGY & FUELS 2区；绿色可持续发展技术GREEN & SUSTAINABLESCIENCE & TECHNOLOGY 2区。
五年影响因子
GREEN ENERGY & ENVIRONMENT 影响因子近年来持续稳定增长，2020年达到8.207。
载文情况
GREEN ENERGY & ENVIRONMENT 近3年共收录文章149篇，其中Article 106篇，包含2018年27篇，2019年39篇，2020年40篇。平均每年35篇。
国内是该刊文的首要来源地，中国大陆、美国、日本、挪威和新加坡等国家在该刊上的发表记录排在前列。作为一本国际性学术期刊，
GREEN ENERGY & ENVIRONMENT
上中国作者载文量一直*。
高影响力论文
GREEN ENERGY & ENVIRONMENT
近几年共有5篇高被引论文。
1、Progress in aqueous rechargeable batteries（发表日期：JAN 2018, 被引频次：142）
2、Advanced chemical strategies for lithium-sulfur batteries: A review（发表日期：JAN 2018, 被引频次：91）
3、Application of deep eutectic solvents in biomass pretreatment and conversion（发表日期：APR 2019, 被引频次：87）
4、Overview of acidic deep eutectic solvents on synthesis, properties and applications（发表日期：JAN 2020, 被引频次：64）
5、Recent advancements in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for green applications（发表日期：FEB 2021, 被引频次：38）
发表周期
从提交到发表：平均15周。
版面费
GREEN ENERGY & ENVIRONMENT 是同行评审的、有资助的开放获取期刊，由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IPE) 支付期刊产生的出版费用。作者无需支付任何文章处理费或开放获取出版费。
官网
http://www.keaipublishing.com/en/journals/green-energy-and-environment/
总体来说，GREEN ENERGY & ENVIRONMENT 这本国产SCI期刊，各项数据都是相当*的。有合适领域的作者可以参考投稿，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中稿！
web of science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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