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化工业(002219恒康医疗股吧)
重化工业(002219恒康医疗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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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科研人员从南极洲*冰架罗斯冰架沿线采集的多个雪样本中发现了微塑料。与塑料不同，微塑料通常指的是十分细小的塑料碎片和颗粒，它们如同空气中的PM2.5，直径和体积小，但对人类健康危害大。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新污染物治理能力明显增强”的工作目标，并要求制定实施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重视新污染物治理，健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体制的任务要求。今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对“十四五”时期我国新污染物治理工作做出全面安排。
目前，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新污染物主要包括国际公约管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等。新污染物的“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产使用时间短，比如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每年数以万计的化学品进入环境介质，产生极为复杂的化学、生态和健康效应；二是发现危害晚，随着现代分析手段的改进和发展，以及一些化学品新的毒副作用模式的发现等，使一些化工产品或是一些化合物的有毒降解转化物，成为广受国内外关注的新污染物；三是界定标准难，新污染物由于缺乏具体的数据和有效验证，其尚无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予以规定或规定不完善的。
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生产和使用是新污染物的主要来源。随着工业快速发展和各类化学品的大量生产使用，一些新污染物对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正逐步显现。2010年起我国化工产值跃居世界首位，成为全球化学品生产和消费大国。大量化工产品在为生产生活提供更加丰富、优质服务的同时，也随之带来越来越多的新污染物。据了解，我国现有化学物质约 4.5 万余种，其在生产、加工使用、消费和废弃处置的全过程都可能存在环境排放。此外，新污染物还可能来源于无意产生的污染物和环境降解产物。目前，新污染物在城市污水、地表水、饮用水中被频繁检测出，倍受关注较多且潜在风险较大的新污染物被分为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药品和个人护理用品、微塑料等。
与传统和常规污染物不同，新污染物种类多。随着大量化学品进入生产和使用环节，新污染物种类越来越多，除全氟类化合物、溴化阻燃剂、内分泌干扰物、饮用水消毒副产物等外，常见的新污染物还存在于药品、个人洗护用品、人造纳米材料、汽油添加剂、防污涂料及添加剂等；新污染物毒性大。新污染物多具有器官毒性、神经毒性、生殖和发育毒性、免疫毒性、内分泌干扰效应、致癌性、致畸性等多种生物毒性，其生产和使用往往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容易造成严重影响；新污染物扩散广，在我国海洋和淡水水体、土壤和地下水、室内外空气、沉积物中广泛分布，一些水源地、饮用水中也有发现。此外，新污染物还具有较强的隐蔽性。新污染物在环境中浓度较低，短时间内不易被察觉。
新污染物治理难度大、技术复杂程度高，是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的“硬骨头”。对于新污染物治理，*治污是前提，科学治污是关键，依法治污是保障。要以法规制度体系和管理机制的逐步建立健全为支点，以新污染物治理的科技攻关为主线，形成一揽子治污防污的措施，切实增强新污染物治理能力。
一是加快研究制定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条例，建立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与管控技术标准体系，全面落实新污染物治理属地责任，建立健全新污染物治理体系，完善新污染物治理的管理机制。二是研究制定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筛查和评估方案，针对列入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的化学物质以及抗生素、微塑料等其他重点新污染物，制定“一品一策”管控措施。三是严格落实企业新化学物质环境风险防控主体责任，强化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严格涉新污染物建设项目准入管理，将重点管控新污染物限值和禁用要求纳入环境标志产品和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不断提升公众对新污染物的防范认知。四是全面推进清洁生产改造，加强兽用抗菌药监督管理，加强农药登记管理。五是加强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环境治理，严格落实废药品、废农药以及抗生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母液、废反应基和废培养基等废物的收集利用处置要求，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制定激励政策，推动企业先行先试，减少新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六是在国家科技计划中加强新污染物治理科技攻关，开展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与管控关键技术研究，加强新污染物治理能力和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的技术支撑能力。
新污染物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当前，应开展新污染物治理科普宣传教育，树立绿色消费理念；同时，加强法律法规政策宣传解读，鼓励公众通过多种渠道举报涉新污染物的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形成全社会的治理合力，共同啃下这块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的“硬骨头”。
（作者系重庆财经学院特聘教授）
光明网
*ST恒康(002219.SZ)发布公告，该公司执行重整计划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8.65亿股为基数，按每10股转增7.5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共计转增产生约13.99亿股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最终转增的股票数量以中证登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本次转增完成后，恒康医疗的总股本将由18.65亿股增加至约32.64亿股，并拟定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的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6月22日。
为明确本次重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的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要素，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的股权登记日当天(2022年6月22日)公司股票停牌1个交易日,并于2022年6月23日开市起复牌。
内蒙古鄂尔多斯因储量丰富的煤炭资源和低廉电价，一度成为虚拟货币“挖矿者”的天堂，多家比特币大型矿场栖身于此。世界*的比特币矿场曾隐身于鄂尔多斯市郊的工业园区内，这里的矿机每秒执行数十亿次计算。矿场的电力消耗量是惊人的，15根专用电缆被用于维持整个矿场的运行，一年缴纳的电费就高达1亿元人民币。
“挖矿”需要高效的电脑矿机和巨量的电力来维持。据剑桥大学一项研究显示，比特币挖矿的年耗电量约为121.36TWh(十亿千瓦时)，可供荷兰1700万人口用电至少一年。剑桥大学编制的比特币电力消耗指数显示，内蒙古占全球比特币采矿计算能力的8%。
今年3月9日，内蒙古发布了《关于确保完成“十四五”能耗双控目标任务若干保障措施》，将虚拟货币挖矿归为“落后和过剩产能”，要求今年4月末前关停所有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并严禁新建虚拟货币挖矿项目。禁令之下，这些矿主们不得不选择离开，鄂尔多斯的“挖币业”迅速归于沉寂。
内蒙古刮起的这场清退风暴，源于中国正在提速的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标”所带来的压力。目前，中国距离2030年“碳达峰”只有不到10年的时间。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近期发布了一份《中国2060年前碳中和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中国有望提前2年，即在2028年实现碳达峰。2020年，因为节能工作存在严重问题，内蒙古相关部门被国家发改委环资司约谈。约谈指出，内蒙古经济总量仅占全国的1.7%，却消耗了全国5.2%的能源。这意味着内蒙古必须对高耗能产业说不。
中国加速“碳达峰”，内蒙古等高耗能、高碳排的省份成了达峰最难啃的“骨头”。“达峰”意味着高碳省份需要调整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既要在原本优势的产业上“壮士断腕”，同时自身还将经历一段经济发展上的“阵痛期”。高碳大省即将面临艰难十年，它们的碳达峰方案如何制定？影响着中国传统能源大省“碳转型”的路径抉择。
“降碳”难题
“十三五”内蒙古“能耗双控”两项指标均排全国倒数第一，12个盟市也“全军覆没”，无一完成能耗强度下降目标，“成绩”颇为尴尬。“能耗双控”指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双控制度。作为一项约束性指标，国家按省级行政区域设定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控制目标，对各级地方政府进行监督考核。
“‘十三五’我们任务没完成，教训深刻。”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处相关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这样的“成绩”，让他们感到“压力山大”。
事实上，从“十三五”期间的相关指标就能看出内蒙古“达标”失败的端倪。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提供给《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份数据显示，2018年、2019年内蒙古全区能源消费总量分别达到2.31亿吨、2.53亿吨标煤，均超出国家下达的“十三五”2.25亿吨标煤的控制目标。由于能耗不降反升，致使碳强度分别上升10.39%和6.03%。
鉴于能耗双控的严峻形势，虽然目前国家尚未下达各省区“十四五”能耗双控具体目标，但内蒙古已于去年12月底提前下达各盟市今年能耗双控的目标任务。明确了两个硬性约束指标——2021年全区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能耗增量控制在500万吨标准煤以内。
内蒙古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司咏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内蒙古在全国产业布局中的分工定位，客观上形成“倚能倚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以能源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作为资源大省，长期依赖能源产业的内蒙古，产业结构初级化、重型化、单一化问题突出。内蒙古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内蒙古全区规上工业中高耗能行业企业占比近50%，能源原材料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87.2%。这些资源型产业能耗高但附加值低，内蒙古消耗了全国5.2%的能源，但仅贡献了1.7%的经济总量，单位GDP能耗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很大一部分能源消耗都用在了低水平的产业和项目上。
同时，内蒙古为促进富余电力装机消纳出台的优惠电价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高耗能项目向内蒙古转移。随着新建资源型产业项目集中投产，带来巨大的能耗增量，加之存量高耗能行业生产旺盛，能耗大幅反弹。
与之相印证的是内蒙古生态环境厅一份关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责任落实情况”的报告，报告叙述了内蒙古降碳面临的主要困难：一是内蒙古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功能定位，客观上造成碳排放刚性增长。因落实政策要求，内蒙古参与全国产业布局分工，承接了一批煤电、煤化工、钢铁、电解铝等项目，形成了高耗能、高排放局面。二是高耗能行业生产旺盛，导致存量能耗集中反弹。
内蒙古“降碳”面临着重重现实困境，“达峰”总体思路如何明确尤为关键。制定“碳达峰”路线图，核心目标是控总量、控强度，还是控碳排放增速？“当然是以强度优先，但总量必须得把住，另外碳排增速也需要去管控。”前述内蒙古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长期跟踪研究各省碳排放的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马军看来，内蒙古实现上述三个目标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军列举了一串数据，目前内蒙古碳排放总量位列全国第四，人均碳排放强度全国之最，碳排放的年均复合增速也“位列前茅”。马军认为，对于内蒙古而言，控制碳排总量是最难的，因为缺乏明确的总量峰值概念，而碳强度虽是一个清晰的约束指标，“但是很遗憾，内蒙古很难完成”。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庞军建议，内蒙古需要对每年的碳排放情况作出详细的测算，以便明确未来的发展规划，确定“碳达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达峰”需不需要缓冲期？
内蒙古碳达峰时间表尚未公布，“达峰”时间节点的选择，是关键“玄机”。多位内蒙古当地政界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内蒙古预计确定不晚于2030年实现碳达峰。这一说法得到了内蒙古发改委相关人士的确认。由于业务的调整，内蒙古碳达峰行动方案，由原先的内蒙古环境资源厅改为内蒙古发改委负责牵头制定。
围绕“达峰”时间节点，争取“达峰”缓冲期和国家政策的倾斜是此轮政策酝酿的焦点。在碳达峰路径上，内蒙古面临两个选择：一是争取一定的缓冲期，渐进式推进碳达峰；二是从“十四五”开始就严控碳排放，这样“达峰”的压力就不会集聚到“十五五”期间。
内蒙古科技大学教授张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内蒙古碳达峰是刻不容缓的。他认为，内蒙古“达峰”越早，意味着峰值越低，将来代价就越小，碳中和的目标就容易实现。庞军对此持相似观点，他指出，内蒙古从现在开始着手严控碳排放，并非是要求其将碳排放降得很低，而是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逐步减少碳排放。从“十四五”开始，内蒙古应把控制碳排放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
因为对于能源经济存在路径依赖，内蒙古无论选择何种路径，碳达峰就是一场“削骨剔肉”的产业变革，内蒙古将经历一段经济发展上的阵痛期。
“用9年的时间，想把30多年来所形成的工业产业体系和能源结构扭转过来，难度很大！”内蒙古发改委资环处相关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内蒙古还是希望得到一定的缓冲期。“如果压得过紧，为了完成目标，我们只能采取一些应急措施或者政策‘一刀切’，这违背了碳达峰的初衷。”该负责人说。相关人士还透露，此前根据内蒙古环保部门的测算，内蒙古预计是在2035年左右碳达峰。
马军认为，内蒙古2030年碳达峰，事实上相当于已经给了缓冲期，在此之前，全国大部分省份都将比它先期“达峰”。内蒙古如此大的碳排放体量，如果不能保证2030年“达峰”，将会影响全国的“达峰”进程。庞军认为，如果给予内蒙古一定的缓冲期，那么就意味着有些省份在碳排放方面，需得做出更大的下降幅度，这是一个缺乏操作性的选项。
也有专家提出不同观点。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顾问韩文科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碳达峰是全国性的“达峰”，并不是说这个时间点，每个地区都必须要“达峰”。要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尽早率先实现碳达峰，“即使一些地区在2030年之后‘晚达峰’，中国仍能保证碳达峰的大局。”韩文科说。
产业清退风暴
“回去后你们几个盟市对号入座了！”2020年末召开的内蒙古全区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主要领导在报告中直接点名了乌兰察布市的铁合金，乌海市的焦化，鄂尔多斯市的煤化工。
内蒙古每年10亿吨左右的煤炭产量中，约三分之二以原煤形式直接销往区外，三分之一留在区内加工转化。就地加工转化中有约 50%用于火力发电，约20%用于煤化工产品生产。今年2月25日，内蒙古发改委发文明确了煤电去产能标准，这些煤电机组，原则上2023年底前全部退出。随着碳达峰进程的推进，煤电是否将要退出内蒙古？
目前，内蒙古火电机组占电力装机总量的70%。2020年，内蒙古煤电发电量达4782亿度，约占总发电量的85%。煤电仍然是电力生产的“压舱石”。近年来，内蒙古一直试图加大能源结构的调整力度。2020年底，内蒙古风电装机规模已突破 3700 万千瓦，居全国首位，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超过 1100万千瓦，也位居全国前列。但从能源消费结构上来看，“一煤独大”的局面仍未得到有效解决。“用电缺口增加，或者是对外输出的任务加大的时候，如果不能稳定匹配相应的新能源，还得指望煤电。”内蒙古发改委环资处相关负责人说。
政策压力之下，新旧能源转换，新能源能否做好替代，这是内蒙古所面对的“考题”。张璞告诉
煤化工项目也存量巨大。坐拥煤海的内蒙古，曾迎来数波煤化工投资热潮。内蒙古各地曾大量上马煤化工项目，甚至出现“逢煤必化、遍地开花”的现象。“十三五”期间，内蒙古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超过8亿吨标煤，煤炭产能达到13.4亿吨，煤制油气、煤制烯烃等煤化工产业年转化煤炭超过1亿吨。煤化工带来的“副作用”有高污染、高能耗和高碳排放，其碳排放强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20倍。
尽管内蒙古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煤化工产业集群，但煤化工项目却并不赚钱。中国矿业大学化工学院首席教授魏贤勇曾多次前往内蒙古地区考察调研煤化工项目。魏贤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部分的煤化工项目都处于亏损状态。“煤化工是用‘热’的方式来获得产品，基本上四五吨煤才换得一吨的产品。”魏贤勇解释道。然而在资金和政策补贴双重加持下，各地上马煤化工项目的冲动依旧强烈。今年，内蒙古乌海等地，多个煤化工项目开工。
内蒙古发改委环资处相关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们希望以“能耗双控”为抓手，用一种倒逼式的手段，来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在行政系统内部，控温降碳工作被纳入官员的评价考核，占“盟市党政主体责任落实情况”15分中的5分。“碳达峰，内蒙古肯定能达成。但对内蒙古来说，所要考虑的是付出多大的时间成本和代价。”内蒙古发改委环资处相关负责人说。
随着相关退出政策的落地，大量落后产能企业将被淘汰出局。今年3月26日，内蒙古工信厅发布《关于印发淘汰落后化解过剩产能计划的通知》，要求各盟市制定淘汰落后产能的具体时间表，并要求2022年底前完成产能退出任务80%以上。电石、铁合金、电解铝等产业是重点淘汰对象。在这场凌厉的产业清退风暴中，铁合金行业首当其冲，限产比例达到47%左右。铁合金为高耗能行业，短期内关停铁合金等高耗能行业能使内蒙古地区碳排放量快速下降。
内蒙古发改委环资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淘汰落后过剩产能企业，并不会引发失业潮。而为了降碳，内蒙古需要付出多大的经济代价，则是未知数。
内蒙古部分地区难舍高碳产业的背后，是仍然难以摆脱对资源型产业经济的依赖，同时对碳达峰冲击经济增长心存忧虑。内蒙古兴安盟发改委主任梁彦君曾在一次会议上直言不讳：“‘能耗双控’这一块，2021年自治区指标已下达，给我们的增量是18万吨、单位GDP下降2.75，虽然这个标准在几个盟市中是*的，但对我们来讲，是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兴安盟明年的经济发展。”兴安盟测算，当地现在仅运行的钢铁和化工项目，2021年生产预计需要增量约93万吨，再加上乌兰大化肥项目2×66万千瓦燃煤机组的投入运行，整个“十四五”，兴安盟约需350万吨到400万吨的能耗指标。18万吨的指标与三四百万吨的现实需求相差悬殊。
“内蒙古面临的局面很棘手。”环保研究者阳平坚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近些年来，内蒙古旧动能已经丧失了增长的红利，新动能还没有培育起来的，缺乏新的增长级。内蒙古发改委在一份材料中提出，建议中央财政设立应对气候变化及低碳发展专项资金，帮助内蒙古培育新的经济支撑点。
省际“碳不公平”现象求解
2017年，北京最后一座大型燃煤电厂——华能北京热电厂停机备用，北京成为全国首个永别煤电的城市。此后，位于北京以北255公里的内蒙古正蓝旗草原的上都电厂是华北网北线的*电源点。上都电厂一、二期各装备两台单机60万千瓦机组，三期工程装机容量为372万千瓦。发电燃煤全部来自锡林郭勒的褐煤，所发电力由两条500kv输电线路直接接入北京电网。
与内蒙古碳排放的“三高”相比，北京是全国少有的碳排放“三低”地区。2020年，北京碳强度为全国省级地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戈近期撰文指出，应当尽量避免可能出现的“碳减排不公平”现象，一些能源富集省份无形中为外省承担了部分碳排放，进而在碳排放空间分配及经济效益上均处于劣势地位。因此，相关受益省区也应在规则制定上尽力而为。
已有不少学者在关注省际间的“碳不公平”现象。在*一期《中国环境科学》上，南方电网能源发展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的多位专家撰文表示，部分发达省份不仅让外省承担了自身的部分碳排放，而且获得了来自外省的GDP净输入。
研究结果发现，内蒙古、山西、河北都是化石能源生产较为集中或自身产业结构偏向于重化工业的省区，在大量为外省提供能源密集型产品的同时，也导致自身排放量显著增加，属于碳排放输入型省份；而广东、浙江、北京、江苏等经济发达省市，通过大量消费外省产品而避免了本地生产带来的碳排放。
内蒙古发改委环资处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一直想要争取国家对内蒙古推进碳排放达峰行动给予政策支持。内蒙古方面主要诉求是，在分解“十四五”碳强度下降指标时，将作为煤化工原料未参与燃烧的煤炭从总能耗中扣减，对外送煤制气等清洁能源参照外送火电的核算方法核减碳排放量，对列入国家规划布局或核准批复的重大项目实行碳排放单列单核。
阳平坚则建议，省域之间经济交往可以把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计入到商品的价格里，“北京购入那么多内蒙古的煤电，可以把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计入到电价里面去。如果是绿电，则可以给内蒙古一些补偿”。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原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中心副主任邹骥并不赞同建立省际间的补偿机制。他认为，国家内部有中央政府进行调控，省际间就得按照供需原则去行事。地区之间的差异光靠财政转移支付，是杯水车薪。解决的办法在于，通过市场机制建立起省域间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价值流，这需要打通跨省域间的市场壁垒。
胥大伟
中国新闻周刊
金 碚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摘要] 转变发展方式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以至全体人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过程，而工业转型升级则是其关键。“十一五”时期，中国（除了很少数欠发达地区外）在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并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工业已经从幼稚时期，进入成年时期，转型升级是成长的必然，必须从工业化初期的工业结构体系向适应工业化中后期的工业结构体系转变。资源约束尽管对中国工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也可以成为促进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压力，而不会成为阻止中国工业继续快速增长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在现阶段，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实质上是要在基本完了初期工业化之后，建立向工业化中后期推进所要求的更先进和发达的产业体系。工业转型升级不仅仅表现在工业结构和工业体系的总体特征的变化上，更深刻地发生和体现在所有工业企业的战略抉择和战略走势上。实现工业转型升级，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就是要在新的更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全面提升各个产业的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 工业转型升级；现代产业体系；企业战略；产业竞争力
JEL： O14， O25， L16
“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以来，其实还可以再往前追溯5~10年，中国工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就一直是个倍受关注、多次写入政府文件的问题。工业化本身就是一个经济结构剧烈变动，往往发生显著的结构不平衡甚至严重失衡现象，因而人们在主观上特别渴望实现平衡的发展时期。所以，在现实的不平衡条件下追求合意的平衡，是整个工业化时期的一个显著时代特征。不过，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之交的历史关头，经济失衡以至社会失衡的现象，以及对于克服严重不平衡、不协调现象的强烈愿望，尤为凸现，转变发展方式成为全社会最重大的问题。由于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时代，所以，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重要内容之一的工业转型升级，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
一、 工业转型升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作为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30多年加速工业化，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这30多年来，中国以极大的勇气和“血拼”的方式，不仅全面接受世界市场的竞争规则，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并且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体系。从而实现了令世界惊叹甚至“不可思议”的巨大成就。
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我们享有了经济发展成就的时候，也不能不看到，饥不择食地沿着西方早期工业化技术路线和竞争方式推进的中国工业化进程，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那种导致严重的不平衡和对资源环境的过度消耗和损害的传统工业化道路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转变发展方式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以至全体人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过程，而工业转型升级则是其关键。因为，中国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将处于工业化时代。实际上，全世界在总体上也将长期处于工业化时代。由西方工业化先行国家所“锁定”的工业生产技术路线的优点和缺陷，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生活方式，将继续向世界其他国家扩散。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所谓发展方式的转变，其核心就是工业化技术路线的优化和运行体制机制的转变。
到“十一五”时期末，中国工业化进程显著地达到了一个阶段性转折点，并面临着下一阶段新的战略机遇期。“十二五”时期，贯彻科学发展观是主题，转变发展方式是主线。而能否实现工业转型升级，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能否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十一五”时期，中国（除了很少数欠发达地区外）在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并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特别是，由于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和人口数量，在这一时期，在许多总量指标上中国“轻而易举”地一跃而占据世界前列：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以GDP计算的世界第二大（仅次于美国的）经济体、大多数主要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不仅如此，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质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完全是一个今非昔比的新时代。
在工业化初期，中国具有许多同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相同的现象：资金和外汇短缺、人口二元结构下的劳动无限供应、技术落后因而模仿空间巨大、基础设施和工业配套能力较弱等等；同时，中国也有一些自己的国情特点，例如，从计划经济过渡而来的短缺经济特征等。这一时期，中国工业的*特点就是各行业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的快速扩张。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轻型加工业的率先快速增长，到重化工业的更快增长。“十一五”时期，重工业加速增长的势头更加强劲，直到这一时期的最后一年2010年，轻工业增长13.6%，重工业增长16.5%。而且，重工业快速增长的趋势将至少继续延续到“十二五”时期。总之，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转变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工业结构的显著重型化和高度复杂化（如经济学家所说的“具有更大的迂回性”）。
一般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后都会表现为资金和外汇短缺现象的缓解，而我国经济进入工业化中期后更突出地表现为资金供应和外汇储备的异常充裕。同时，由于工业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而日趋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技术模仿的差距空间显著收敛；大规模投资建设使得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工业生产的配套能力明显增强，这一切都使中国工业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结构上和技术素质上都越来越具有“成熟”特征。这种成熟特征甚至表现为，“产能过剩”成为突出并具有普遍性的结构现象。而在工业品市场供需关系上则形成了绝大多数传统工业品市场日益趋向饱和的格局。如果说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那么，直到经历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最终全面摆脱短缺经济特征，并实现了市场供需关系从短缺向供应全面过剩的转变。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到“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之交，我国工业在总体上进入了趋向成熟的工业化中期阶段。
工业化中期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国民经济达到中等收入阶段。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397983亿元人民币（见图-1）；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甚至已经越来越接近美国，有专家和国际组织（IMF）估计，到2015-2016年前后，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即使是较保守的预测，在10-20年之内中国的GDP也一定会超过美国。即使是按现行美元汇率计算，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已达4000美元；而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已超过8000美元甚至更高。无论按何种计算方法，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都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地区）的水平。在这一阶段，尽管我国人口数量巨大，劳动资源丰富，但也明显地出现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所具有的劳动供需特征。“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之交，中国劳动市场结构性转换的突出表现似乎有点“突如其来”和“出人意料”（例如，出现引人瞩目的“民工荒”和“招工难”现象）。其实，这正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必然表现。因为，同低收入阶段不同，中等收入阶段的劳动者将越来越不再“饥不择食”地接受就业岗位和工作条件，而越来越会“挑挑拣拣”，甚至“挑肥拣瘦”。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也显著增加了民工到工业企业就业的机会成本。于是，单方挑选和单方出价的劳动市场，逐渐转变为双方选择和双方协商的劳动市场。其市场信号反映就是：劳动工资水平的明显提升，不仅劳工自身而且全社会对劳工权益的关注更高。
总之，中国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2010年，全部工业增加值达160030亿元。进入这一新的工业化阶段,工业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劳动工资状况、基础设施条件，以及市场供求关系等的一系列显著变化，促使工业结构在向重化工业倾斜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制造业的更复杂部门以及产业链的更高环节转型升级。从这一角度观察，中国工业发展既有继续追赶发达工业国的内容；又越来越具有必须走向更加依赖自主创新道路的表现。既有继续完成工业化不可逾越阶段的历史过程的内容，又越来越具有成为世界制造业领先者的表现。简言之，中国工业已经从幼稚时期，进入成年时期，转型升级是成长的必然，必须从工业化初期的工业结构体系向适应工业化中后期的工业结构体系转变。
二、资源环境约束下的技术路线转换
“十一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资源环境约束的压力越来越大。这种压力不仅来自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价格的不断上升，来自社会舆论和民众呼吁，而且也来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抱怨。实际上，中国工业发展自身也要求向着更节约和更有效利用资源特别是化石能源，更重视环境价值和更快地提高环境保护标准的方向转型升级。“十一五”规划的一个约束性指标是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20%，确定这一目标表明政府节能减排的决心。五年来，尽管做出了很大努力，个别地区甚至采用了“拉闸断电”的不适当行政手段，但“十一五”期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20%的目标仍然未能圆满完成（与规划目标相比还差不足1个百分点,即19.1%）。这表明，节能环保不仅是企业决策问题、政府决心和管制强度问题，更是一个工业技术路线转换过程。而工业技术路线转换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工业技术路线的转换，不仅需要新技术的突破，而且必须付出很大的成本和经历相当长的时间。以汽车为例，汽车是化石能源为基础的工业技术路线的典型产业。由于化石能源特别是石油的丰富、安全和经济，以消耗石油（汽油或者柴油）为燃料的汽车发动机是汽车制造的技术路线的核心。于是，围绕这一工业技术路线，汽车工业不仅形成庞大的汽车制造业，而且形成了采油、炼油、输油、加油等庞大的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网络（加油站、公路、桥梁等）。现在，由于资源环境约束的增强，除了*限度地生产节油型汽车之外，还要研制生产新能源汽车。而新能源汽车意味着汽车生产技术路线的重大转换。为此，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经历怎样的过程呢？在考察一家在新能源汽车研制方面具有相当优势的制造企业时我们看到：生产一辆石油燃料的汽车出厂价不足10万元人民币，即使是相当漂亮的SVU型汽车价格也仅在10-15万元之间。而一种投入城市出租汽车市场的双动力（电动和汽油电力）车，售价高达30万元。为推广这种汽车，尽管中央财政补贴6万元，省财政补贴6万元，客户也得支出18万元，大大高于相同等级的汽油或柴油动力车的价格。可见，为了实现技术路线的转换，不仅生产企业要付出极大努力，政府（实际上是广大纳税人）和使用者也必须承担很大的代价。只有当技术进一步成熟，在政府和购车者及消费者持续付出代价的基础上不断扩大生产和销售规模，从而逐步降低售价；同时，建立起新能源汽车的基础设施（充电、蓄电），才能真正实现汽车生产的技术路线转换。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变迁。当前，整个世界仍然处于化石能源时代的*时期，化石能源的经济优势仍然非常强大。其实，在我们上述例子中，汽油车转为双电力（或混合电力），还只是以电力部分替代然油，而作为二次能源的电力，其一次能源仍然主要是化石能源——燃煤。所以，即使双动力或混合动力发动机替代了燃油动力发动机，汽车工业技术路线转换也还只是完成了一半。可见，尽管向以替代化石能源的新能源为基础的工业技术路线创新正在上路，但未来的道路仍然漫长，目的地还很遥远。
要更大程度实现工业技术路线的动力转换，就得要实现一次能源结构的转换，即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这一过程将取决于更具决定性的技术进步。例如，太阳能技术目前只能达到15-17%的转化率，风能的更大利用仍然存在一系列技术难点，核能利用在我国短期内难以达到较高比重，而且，2011年3月11日的日本大地震对核电站的安全再次提出疑虑和更高要求。中国的自然资源条件决定了，在当前和相当长的时期内，煤炭仍是最主要的能源。与“十五”时期相比，“十一五”期间煤炭消费的比重并没有下降，非化石能源的比重也无明显提高（参见表-1）。这些都表明，我国仍然处于化石能源时代的*时期。确保化石能源的供应安全、节能和化石能源的清洁化，是现阶段我国能源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然，尽管工业技术路线转换是一个相当艰难并且必须付出很大代价的过程，但这毕竟是一个面对资源环境约束条件越来越严酷的现实挑战而必须完成的过程。人类没有别的选择！
在当前，除了探索资源替代的新出路之外，更为现实的是，还要做极大的努力实现从以资源比较优势和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技术路线，向更符合节能环保要求的工业技术路线转换。在这方面各工业部门都有很大的技术创新空间。例如，原为高耗水、高耗电的钢铁工业生产技术变为节水、节电的钢铁工业生产技术，不仅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在经济上也是可以全面推广采用的。“十一五”期间，我国工业生产的自然资源及能源节约技术有了显著提高。2010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190.6立方米，比上年下降9.1%。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105.0立方米，下降9.6%（“十一五”时期，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累计下降36.7%）。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01%。
从“十一五”时期看，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及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源消耗量都在持续下降（见表-2，图-2）。而且，其下降速度明显快于“十五”时期。工业是*的商品能源消费部门，“十一五”时期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了26%（显著高于全国单位GDP能耗的下降幅度），对全国单位GDP能耗下降做出了很大贡献。这表明，尽管节能减排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我国工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正在显著提高，转型升级步伐正在加快。
可以预期，“十二五”时期，我国工业节能减排和发展新能源的转型升级速度将进一步加快。通过创新而实现工业技术路线的转换将成为更多工业企业的努力方向。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持续增长，中国工业已经积累起了巨大的实力和能力，特别是，工业企业技术素质的显著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使得在越来越严峻的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工业技术路线向节能环保和新能源、新材料方向转换具有了现实可能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据报道，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开发新能源投资*的国家。在这方面，中国工业的转型升级速度可能再次超过人们的预期，就像中国工业以超人预期的速度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及中国经济以超人预期的速度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一样。总之，资源约束尽管对中国工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也可以成为促进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压力，而不会成为阻止中国工业继续快速增长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三、现代工业经济体系的艰难变革
工业历来具有革命性转变的特点，即在连续发展一定时间后发生突变，在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基础上，整个工业技术性质特征和工业结构随即发生巨大变化，史称第一、第二、第三“工业革命”。所谓工业革命实际上是传统工业（包括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和工业化发生过程中的工业）技术发展到*时期，新的工业技术全面采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国民经济新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那么，我们当前是否处于又一次新的产业变革的历史时期呢？更尖锐的问题是，工业发展到今天，是否还有前途？中国越来越多的工业部门或者工业制造环节将成为“夕阳产业”而不得不转移到其他国家，走向“去工业化”的方向吗？一些发达国家曾经就是这样认为的，即当建立了发达的工业体系，产业体系的发展就会向后工业化时代转型。而后工业化时期就是具有工业逐渐萎缩，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居绝大部分的特征。但是，这些发达国家也始终有一种忧虑，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萎缩是否会导致国家产业竞争力的衰弱（出现“产业空洞化”现象）？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再工业化”和“重振制造业”的呼声再次强烈，并且成为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战略意向。它们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对此，中国工业发展面临必须科学判断和做出重大战略抉择问题：中国工业已经发展到一些工业部门成为“夕阳产业”的阶段了吗？当建立了庞大而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后，下一步的方向是放弃工业（去工业化）还是继续发展新兴工业？
所有的统计数据和可以观察到的经济现象都表明，就全国而言，目前，中国工业没有“夕阳产业”，从最传统的工业部门到先进制造业的各个部门，所有的工业部门在中国都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5.0%；纺织业增长11.6%；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21.7%；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20.6%；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22.4%，其中汽车制造增长24.8%，铁路运输设备制造增长25.4%；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6.9%；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增长18.7%。六大高耗能行业比上年增长13.5%，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20.3%，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15.5%，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13.2%，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11.6%，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1.0%，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增长9.6%。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6.6%。几乎所有工业行业的增长率都高于国内生产总值10.3%的增长率。这表明，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即使不提高也不会显著下降（当然，由于服务业的价格上涨较快，所以，在以现价计算的三次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可能上升）。当然，由于土地资源稀缺和要素价格上升等原因，有些地区可能已经没有一般加工制造业的扩张空间，必须“腾笼换鸟”。但是，这些制造业还正是其他地区极为需要和欢迎的产业。例如，作为代工企业的富士康，在深圳地区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却受到中西部地区的极大欢迎。可见，现在谈论中国的“夕阳产业”，制造业向其他国家大规模转移，还为期过早。所以，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意义决不在于“放弃”，而是在于“强化”。向更加发达的工业体系发展，使各工业部门（包括传统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都进入世界先进水平，是中国工业体系变革的迫切要务。
放弃工业意味着放弃技术创新的产业载体和工业技术路线极点延伸的前景（我国最发达的地区也不应放弃工业作为），所以，当传统工业发展到发达水平，市场需求扩张空间有限，特别是当经济增长缺乏新的主导和支柱产业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就成为尤其重要的任务。这实际上是各个发达国家也正在面临的难题。当工业扩张到较大规模，工业制造成为高度发达的产业，当然必然进入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的阶段。但即使那样，作为一个大国，也不能走上“去制造业”的道路，制造业是一个大国永远不能消亡也不该衰落的产业，否则，将失去技术创新的载体，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失去竞争力。
所以，向现代产业体系转型升级，决不是放弃传统工业而另搞一个标新立异的产业体系。在现阶段，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实质上是要在基本完了初期工业化之后，建立向工业化中后期推进所要求的更先进和发达的产业体系，其中，传统工业的各个部门都有很大的技术升级空间。我们看到，在“十一五”期间，人们所说的传统工业特别是传统重化工业增长强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进入“十二五”时期，中国工业化必须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当然，如前所述，中国工业化的技术路线也必须适时转换。总之，“十二五”时期相对于“十一五”时期，中国工业转型升级既有连续性，也有非连续性。连续性主要体现为工业化将继续快速推进，各工业部门将实现全面技术升级，非连续性则主要表现为将走向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并寻求重大核心技术创新基础上的工业技术路线优化。所以，所谓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也就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形成体现新型工业化性质的产业体系。
首先，实施资源战略的重大调整。包括（1）能源战略。必须实现能源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的调整，即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一方面在确保能源安全供应的基础上推进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另一方面加快新能源开发，逐步推进可再生清洁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2）土地和矿物资源战略。更有效和有节制地发挥“土地是财富之母”作用，做到土地资源的科学规划、集约开发、兼顾各方、合理利用。同时，更科学和合理地开发利用战略性矿物资源，使现代产业体系具有长期稳固的物质资源基础。（3）发展海洋经济，为工业化拓展更广阔的地理空间和资源条件。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科学规划和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洋油气、运输、渔业等产业，保护海岛、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环境。保障海上通道安全，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其次，形成更加合理的三次产业结构和实现三次产业之间的有效互动。包括（1）提升和优化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结构。加强制造业的集约化、清洁化和精致化程度。并且形成大、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的有效竞争、分工和合作的产业组织结构。（2）加快发展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在建立发达制造业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提高现代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中的比重，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在现代服务业中的比重。推动特大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要比重，以高端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创新实体为精髓的产业结构。（3）形成一、二、三次产业之间的合理分工和有效互动。第一产业是第二、三产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且第一产业的现代化也是第二、第三产业现代化的前提。第二产业要为第一、第三产业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也是第一、第三产业市场需求的重要来源之一。第三产业不仅是第一、第二产业的基础条件，而且要为第一、第三产业提供高效率的综合运输体系和信息传送系统，更要为第一、第二产业的高效化、品牌化和延伸化提供必要的支持条件。
第三，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加快形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拓展产业发展的更大空间和更广阔前景。目前，不仅中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需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而且美国等发达国家也迫切需要发展新兴产业。可以说，全世界都在盼望着一个关系到能否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最关键问题的答案：哪些新兴产业，而且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替传统产业成为未来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在应对这一战略问题的严峻挑战上，中国和发达国家站在十分接近的起跑点上。因此，中国工业通过转型升级，将向着世界*进的工业高地迈进。这正是“十一五”“十二五”时期之交，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重大历史意义，有可能成为中国工业化历程中又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里程碑。
四、向高附加值产业端攀升的企业战略转移
工业转型升级不仅仅表现在工业结构和工业体系的总体特征的变化上，更深刻地发生和体现在所有工业企业的战略抉择和战略走势上。在如前所述的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环境条件和产业结构体系发生重大变迁的大背景下，所有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条件都正在和将要发生极大的变化。其直接表现就是，工业生产的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各类工业品市场更趋饱和，越来越多工业领域的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工业企业普遍感觉实业经营越来越艰难，除非实现向高附加值的产业领域或者产业链环节转移。
观察企业转型升级同讨论整个工业的转型升级不尽相同。当我们讨论整个工业的转型升级时，主要是在整体意义上关注其结构变化和总体演变方向，可以描述出一个大体一致的基本特征。而企业是多种多样的，遍布于各行各业、各个不同的地区。所以，企业群体转型升级的战略转移是多方位，而不可能是所有企业的“齐步转”。企业类型的多样化和经营战略选择的各具特色，决定了它们的转型升级只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决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成功企业”。如果一定要说所有工业企业会有什么共同的行动方向，那么，向产业链的高附加价值端攀升可能是其群体行为的共性之一。至于产业链的哪个附加价值端更高，各个企业通过转型升级可以或应该进入哪个具体的产业链环节，则是各有各的选择，各有各的招数。当然，节约能源资源、更高标准地保护环境，是所有工业企业在做出战略选择时的“必选项”，或“必答题”。
观察“十一五”期间的工业企业转型升级战略，预见其“十二五”时期的新动向，各工业企业至少可以有以下几种转型升级的可选择方向。
第一，一些企业将生产能力在区域间转移，例如，加工制造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采矿业向新探明储量地区转移。典型的案例包括富士康、华能集团等。这些企业的战略基本上体现了以寻求区际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规模扩张方向。它们是中国现阶段工业化地区梯度推进的顺势而进者，也可以说的一种“顺势而进”的企业经营战略。而在向中西部地区推进的过程中，技术水平，特别是环保技术必须有显著提高，以适应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要求和不断提高的产品和环境质量标准。这种企业转型升级方式可以称为“基于比较优势的空间转移战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运行课题组的一份报告表明，工业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速度正在明显加快。当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产业结构应当具有高度多样性和区域梯度性，并且能够解决大量低层次劳动力就业问题。在不会造成严重环境损害和大量资源消耗的基础上，几乎任何一种技术水平的产业在中国都能够找到适合其存在的地区空间。在东部，很多发达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因为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而失去竞争优势。而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刚刚进入中期，甚至还是在初期，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有利于自身资本的积累，完善产业基础，提高经济发展速度。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解决就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仍然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中十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一些低技术，但并非高污染、高耗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长期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前，受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下调、土地资源紧缺、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因素的影响，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速度已经开始加快，大量的东部企业到中西部地区投资，将企业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国际金融危机后，即2010年以后，东部地区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问题更加凸现出来，“民工荒”、“招工难”成为困扰东部企业的突出问题。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速度将会进一步加快。
除了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之外，由于中西部一些地区进入以资源开发为重要特点之一的工业化阶段，资源勘探的速度加快，探明储量增加，在我国经济发展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十分旺盛的条件下，许多能源和矿业企业也大举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第二，不断将主业产品的整个制造产业链做强，将技术、工艺、质量和售后服务做精，成为业内*竞争力的专业化生产企业，例如湖南的三一重工、中联中科等。再如比亚迪汽车，其升级战略的方向是力图实现汽车制造全产业链在集团内的一体化，即力图掌握汽车制造全产业链的技术，以此形成本企业汽车制造的更强竞争力。企业转型升级的这种方式可以称为“基于全制造产业链技术优势的一体化战略”。
第三，在产业链的各细分环节中成为持续保持分工优势的专业化制造企业。例如，许多中小型制造企业发展为专业化和工艺水平很高的*企业，成为各行业中的“隐型*”。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个产品的生产分工体系中涉及许多合作厂商，甚至形成“世界制造”（部件制造分布于多个国家）的格局。一个企业只要能在分工体系中稳固地占据一个或数个环节，就可以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目前，在许多制造业产业特别是在高技术产业体系中，中国企业还处于相当弱势的地位，只是由于产品最后在中国组装而打着“中国制造”的标记。例如美国从“中国进口”的iPhone手机，中国企业在其总价值中的比重不足４%，产品却标注“中国制造”（同时标注“苹果公司设计”）。这同时也表明，在制造业的各个部门以至各种产品的生产领域中都存在着中国工业企业发展的巨大延伸扩展空间。当然，中国工业企业要进入这些制造空间决非轻而易举，而是必须以技术、效率以及管理的更强竞争力为前提。所以，对于许多中国制造业企业，通过不断增强竞争力而进入全球工分体系中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业工分环节，是转型升级的可行途径之一。这样的企业转型升级方式可以称为“向全球制造体系渗透的精致制造战略”。这种转型升级对于中国工业的强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体现了一个国家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基本功”。
第四，通过跨行业投资而实现企业主营业务的全面转型。通常是，当企业在某一行业中发展到一定程度，积累了较强或一定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能力，而在本行业中继续发展空间有限，或者发现了更有利的发展机会时，通过向其他产业投资而实现跨行业的战略转移，往往是（或者理想地是）进入技术和资本密集度更高的行业。其中，有的制造企业转型成为制造业和产业投资混合型企业，例如联想集团，在电脑制造和产业投资两方面都取得良好业绩，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电脑制造企业。再如，江苏的远东集团，主业生产电缆，同时以投资方式进入其他新兴产业。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的企业从工业进入农业领域，发展生态种植业或生态饲养业。因为，这些企业看到在生活水平提高，但食品安全形势却十分严峻的条件下，人们将更关心食品安全和有益健康，所以，生态农业将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和市场空间。可见，企业的转型升级战略的产业方向可以是多方位的。这样的企业转型升级方式可以称为“跨业转型战略”，其中又可分为“跨业经营转型战略”和“跨业投资转型战略”两种类型。
第五，工业企业实现以核心实体产业为基础的服务业化，例如一些汽车制造企业发展与汽车制造相关的金融服务业（汽车信贷）；一些工业企业进入银行、证券、物流等服务业。还有一些工业企业进入文化产业。这样的工业企业转型升级方式可称为“向服务业延伸的二三产业互融战略”。
第六，顺应中国工业化进入重化工业强劲增长阶段的需要，向装备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领域推进。中国工业尽管已经具有相当大的生产能力，但装备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仍然同发达工业国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中国要真正成为工业强国，必须在装备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上有大的作为。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工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在这一广阔领域中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种企业转型升级方式可称为“向重型高端制造领域的顺势攀进战略”。
第七，在高技术和新兴产业中进入世界高端制造业竞争领域，例如华为、比亚迪等。还有众多太阳能、风能、核电、高端电子、生物工程等企业。这类企业又可采取从专业化分工的制造端进入、从组装端进入、从研发领域进入、基于某种制造优势而进入新兴产业等不同的策略。向这一方向转型升级的关键是核心技术上的创新。这一企业转型升级方式可成为“进入高端、新兴产业的新技术突进战略”。
可见，中国工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具有全方位、宽领域的特点。从总体来说，中国工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体现了中国工业化的推进和从要素推动向、资本推动和技术创新转变的进步过程。各类企业转型升级的共同特点是更加依靠技术创新，尤其是基于自主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当然，工业企业的战略选择中也有一些值得研究并引起很大争议的现象。
例如，不少工业企业进入了并非是“更先进”而是“更赚钱”的产业，成为这些企业重要的“非主营业务”，甚至成为一些工业企业主要的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对利润微薄甚至亏损的主营业务（制造业产品）进行交叉补贴。在一个高端论坛上，一位*的制造业企业家被问及这样的问题：“由于您的企业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业务，您认为现在您的企业是制造业企业还是投资企业？您现在仍然是企业家还是已经成为投资家？”他未作明确回答，而是说：“我们可以用丰厚的投资收益来支持制造业的发展。”我们看到这样的客观事实：由于中国改革和发展路径的特殊性（渐进式改革和级差式发展），导致各行业的利润率差距极大，暴利和微利产业共存，所以，一些制造业企业为追求更大利润而进入了高利润的（往往是具有垄断性的或政府管制较强的）传统产业，这成为一种很普遍的现象。甚至像奇瑞这样以发展自主品牌为理想的汽车制造企业也要投资鄂尔多斯的煤矿。因为，专家分析：奇瑞生产一辆车的净利润只有132元，而挖一吨煤的利润就有数百元。有报道称，在2010年9月的青岛住房交易会上，知名家电企业海尔带来了遍布全国的14个楼盘项目，包括住宅、别墅等多种类型；海信推出了13个新楼盘项目。还有众多家电业的*企业，例如，格力、康佳、美的、TCL等也都进入了房地产业。原因是，家电业的利润只有3-5%，而房地产业的毛利润率超过50%!(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10-2011》说，2009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平均毛利润率为55.72%。)在沪、深两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除房地产、金融保险之外的全部18个行业中，都有业内公司涉及房地产业务。通过股权投资和关联企业直接涉足房地产业务的上市公司达802家，占1300多家Ａ股上市公司的60.53%。这样的普遍现象是否可以称得上是制造企业的“去实业化”或者“逆升级”？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和研究的现象。
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至少表明，在现实条件下，一些传统产业仍然具有很明显的优势，或者较强的可获利性；工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决不像是在笔直而畅通的大道上行车，而是常常会曲折绕行，或者因受诱惑而改变方向，也不排除误入歧途的可能。但是，无论如何，企业是在竞争中实现转型升级，寻求更高附加值产业和更高附加值产业链环节，是竞争所迫使的方向，而不是简单地走向理想方向的坦途。企业转型升级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在崎岖道路的攀登上，才能成为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强者。
五、寻求国际竞争力的新源泉
实现工业转型升级，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就是要在新的更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全面提升各个产业的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竞争格局下，国际竞争力是*决定性的因素——生存、发展、安全，甚至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都必须以产业国际竞争力为基础。如果缺乏国际竞争力，一切都无从谈起，也没有任何“战略”可言。当前，中国产业经济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必须从主要依靠低价格的资源投入、低标准的环境保护和低水平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障等为依赖的竞争力源泉，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优势为特征的新的国际竞争力源泉。也就是说，寻求和拓展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新源泉，是中国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最根本的战略方向。
在寻求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新源泉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与政府引导推动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中国的产业经济具有政府深度参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实行指向性很强的产业政策是中国发展产业经济的贯常做法。因此，在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中，政府当然应发挥规划、引导和扶持的重要作用，但也决不能忽视市场公平竞争而实施过度行政干预。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归根结底必须以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市场经济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必须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公平竞争为原则，以有限政府为特征，以尊崇法制为规范。
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离不开发挥比较优势，而比较优势的基础是比较成本。产业竞争的主题永远是成本竞争，即看谁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和提供同样或更好的产品或服务。如前所述，中国已经越来越不能主要依靠低价格的资源、低标准的环保和低水平的工资福利来维持产业竞争力。那么，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新源泉在哪里呢？第一，近30年来的投资建设大大加强了产业的基础设施条件，可以形成更发达的综合运输体系，如果能显著降低物流成本（目前，中国的物流成本远高于发达国家），则显然可以增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第二，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所提出的，要“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经济社会各领域信息化。”这也是提升中国产业成本优势的一个重要途径。第三，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为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即在高新技术产业中以高素质劳动密集为要素特征的产业环节。第四，加快产业内结构升级，提高各产业的工艺技术水平，优化产业链效率。第五，进一步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改善实体产业的企业经营环境，降低企业的管制性交易成本。总之，形成中国产业新的成本优势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路径之一。
中国工业的转型升级是一个深刻的系统性变革过程，涉及技术、体制、利益、观念等各个方面。而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要形成自主创新，特别是有利于实现核心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工业转型升级的实质就是要从资源驱动、资本驱动的工业增长方式，转变为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这是工业化初期与工业化中后期的重要区别之一。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越来越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特别是，现代工业产品的生命周期显著缩短，即使是高技术产品甚至产业链的高端环节，也越来越成为具有充分竞争的领域。这就使得成本价格竞争与技术创新突破的关系密切相联，技术创新不仅是为了进入高附加值的产业，获取更高的收益率，而且也是为了实现低成本和低价格优势。工业生产的本质就是通过技术创新，使科学发明成为大众产品：即昨天的*品，成为今天的高端产品，今天的高端产品成为明天的大众消费品。汽车的普及，电视的普及、电脑的普及，手机的普及……,这就是现代工业发展的逻辑。而支撑这一逻辑的关键就是不断的创新：以不断的创新进入新的生产领域，并且以不断的创新获得生产成本优势，总之，以不断的创新寻求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新源泉。
参考文献
历以宁，《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
金碚等著，《资源与增长》，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运行课题组，“2011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形势展望”，《中国工业经济》2011年，第3期。
巫云仙，“美国政府发展新兴产业的历史审视”，《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2期。
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发展的格局——中国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时空演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刘世锦，“增长速度下台阶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5期。
【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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