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产量怎么算(刚泰控股)

首先，国内农业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和国家对某些农产品的托市收购政策导致农产品国内外价格倒挂。从2004年到2014年，中国粮食（稻谷、小麦、玉米）生产总成本从每亩395.5元增加到1068.6元，平均每年增长10.5%，其中物质与服务费用年均增长7.6%，人工成本年均增长12.2%，土地成本年均增长14.2%（魏后凯等，2016）。这期间，农业生产成本的上涨，45.4%来自人工成本，32.4%来自物质与服务费用，22.2%来自土地成本。国家对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实行托市收购政策，在保护生产者利益的同时，也推高了国内农产品价格，而且导致特定农产品“高产量、高消费、高进口、高库存”并存的局面。

三、中国农业发展的中长期趋势

当前，中国农业发展已经进入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未来中国的农业发展不单纯是追求农产品数量，而应在保障供应的基础上以提高竞争力为核心，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安全的可持续发展，使农业真正成为具有竞争力、能够富民的绿色产业。中长期看，中国农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形成技术装备先进、经营规模适度、一二三产业融合、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生态环境良好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到2030年初步形成供给保障有力、资源利用高效、生态系统稳定的可持续农业发展格局。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农业发展将呈现三大趋势：

1.农业劳动力转移减缓，土地规模化经营加速

目前，中国城镇化率已越过50%的拐点，2015年达到56.1%，表明中国城镇化已经进入中期快速推进的减速阶段。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3%，2030年将达到68.4%（魏后凯，2014）。随着城镇化速度的下降，中国外出农民工规模增长已呈现减缓的趋势。2001～2002年，中国外出农民工数量平均每年增加1311万人，2003～2012年平均每年增加587万人，而2013～2015年已下降到183万人（见图4）。从农业就业比重的变化趋势看，2001～2005年平均每年下降1.04个百分点，2006～2010年平均每年下降1.62个百分点，2011～2014年平均每年下降1.80个百分点，至今仍处于不断加速之中，但这种加速趋势已经难以为继。一方面，2014年中国农业就业比重为29.5%，其基数已经越来越低；另一方面，近年来农民进城和市民化意愿下降，城镇化速度开始减缓（魏后凯，2016）。因此，可以预见，在未来15~20年内，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仍然会快速推进，但其速度将逐步放缓，预计到2030年中国农业就业比重将下降到12%左右。

较高的城镇化率和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必然带来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当前，中国适度规模经营已经有了稳定的农地产权制度架构作为支撑，“三权分置”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稳定了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关系，并通过经营权的流转提高了土地使用效率。而允许经营权抵押融资，则为与规模经营相适应的资本需求提供了渠道。由此，近期来看，土地流转整体总量和单个组织（个人）的流转规模将呈增大趋势，土地规模化经营将趋于加速。中长期来看，在适度规模基础上形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不断出现，从而节约生产和交易成本。

2.粮食供求保持紧平衡，综合生产能力仍有潜力

当前，中国粮食产量已经实现“十二连增”，在资源约束日益突出的现实下，粮食继续增产的压力增大。展望“十三五”时期及未来15年内，稻谷（大米）和小麦产量基本稳定（见表3）；玉米结构调整成效明显，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将总体下降；在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取消、东北产区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进一步完善以及“粮豆轮作”试点的政策环境下，展望期内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有望得到恢复性增长。而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预测，到2020年和2030年，中国人口将分别增加到14.33亿人和14.53亿人（United Nations, 2015），人口的增长提高了对口粮的需求，而城镇化率的提高通过对肉蛋奶的需求提高了对饲料用粮的需求。综合以上因素，中长期看，中国粮食供求总体呈紧平衡态势，“口粮*安全”有保障，主粮自给率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95%以上。

为了实现粮食安全目标，今后应挖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新潜力：第一，以农业基础设施完善为契机释放粮食生产新潜力。农业基础设施仍然是农业发展的“短板”，随着农村土地确权完成及耕地流转规模扩大，政府财政资金与社会农业资本、私人资本大规模结合，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迎来新的契机，这将降低粮食生产的直接成本、保障粮食供应的稳定性。第二，以农业科技创新为支撑释放要素资源新潜力。科技进步是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的基本支撑，未来中国在农业节水、土壤改造与地力培肥、新品种选育与推广、疾病防控等方面的新进展将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按照国家规划，到2020年，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将超过60%，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将达到68%以上（农业部等，2015）。第三，以经营体系转变为核心释放制度变革新潜力。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将逐步建立，新型经营主体不断壮大，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不断兴起，“互联网+”等现代经营和流通模式逐渐形成。这些无疑将进一步降低农民生产成本、提高粮食生产与经营能力。

3.农业转型升级加快，绿色发展成为新趋势

近年来，中国农业生产的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农业生产率并未同步提升，农业生产率低导致农产品价格缺乏国际竞争力；而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加剧、国内外农产品又出现价格倒挂，仅靠政府补贴维持的多个农产品竞争力不能持续。短期来看，中国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仍然存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还有拓展空间，尤其是特色农产品和精细农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要素的集约投入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土地流转不断加快、农业资本不断深化、农业技术不断革新、管理水平逐步提升，使得农业生产所依赖的土地流转综合成本、资本使用成本和技术与管理成本降低，这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和竞争力的积极因素。

中长期看，面对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中国要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必须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中国农业发展新方式将建立在生产分工细化和生产服务组织化等基础上。农业生产分工将在三个层次上细化：宏观上看，生产布局分工将产生区域专业化生产模式，各地区将挖掘和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产品和农业品牌；中观上看，农业产业组织分工与合作会产生更加独立的部门专业化生产模式，农民将成为农业产业工人而不仅仅是一种“身份”；微观上看，农业生产作业也将更加专业化，生产环节的专业化趋势明显，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当前，中国已出现了基于土地入股、土地票据等方式形成的合作组织。在今后一段时期，这些合作组织将逐步向农业生产服务性组织方向发展。它们一方面组织生产资料供应、推广农业技术、发展农村金融，另一方面也代表集体对外“谈判”，在保障农民权益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农业绿色转型发展是满足公众对农产品消费需求升级和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更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要求。可以预见，在绿色发展的理念下，以农产品质量安全为目标，以农业资源和环境保护为内容，以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生态保育型农业为途径的农业绿色转型发展将成为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新趋势。按照国家规划，到2020年，全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5，农田有效灌溉率达到55%，节水灌溉率达到64%，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75%以上，实现化肥农药施用量零增长；到2030年，全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6以上，农田有效灌溉率达到57%，节水灌溉率达到75%，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90%以上，基本实现农业废弃物趋零排放（农业部等，2015）。

四、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

中国农业发展既存在严峻的资源和环境约束，又面临着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内外部压力并存。与此同时，中国农业还担负着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和全面小康等重大任务。全面推进农业转型升级，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实行综合配套改革，并采取多方面的政策措施。当前，重点是加大农业污染治理力度，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和创新农业补贴政策。

1.加大农业污染治理力度

在制度设计上，要利用市场化机制对资源和环境进行定价，让生产成本反映资源和环境的稀缺性，利用好水权、排污权交易机制，从制度上将资源和环境成本内生化，为农业绿色转型提供制度保障。要贯彻实施国家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推进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对各地因保护环境而牺牲的发展机会给予补偿，实现区域间、流域间发展成果共享。创新绿色农业发展的支持政策，强化绿色农业发展中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保险发展等方面的支持政策。

在实际操作中，要重点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对于化肥和农药的污染问题，要从总量控制和提高效率两个方面来解决。一方面，分阶段、分区域进行总量控制。短期内，将化肥和农药使用总量零增长作为控制目标，中长期将总量减少作为控制目标，经济发达地区应率先进行总量控制、实现减量目标。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和结构优化来提高使用效率。短期内，化肥和农药的利用率提高到40%以上，中长期逐步提高至50%以上。同时，推广*施肥技术和高效施肥施药机械，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从源头上减少化肥农药施用对环境的污染。对于地膜和畜禽养殖污染问题，在开展地膜总量和区域控制的基础上，做好地膜回收工作和无污染、易降解农膜的研发与推广应用，按照循环经济理念，加强畜禽粪便的循环利用和综合利用。与此同时，完善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为实现农业绿色转型提供保障。

2.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围绕市场需求优化供给总量和供给结构，扩大有效供给、增强供给灵活性。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保障粮食安全、提高粮食总量供给能力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就要求改革措施应该能够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农业的机会成本是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农村大量人员进城务工经商，在非农领域的相对高收入就构成了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并且这个机会成本还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呈上升趋势，由此农业的生产成本相对提升，这直接影响了农民的种粮意愿。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应成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应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降低农业生产的劳动成本，通过流通体制改革降低粮食的流通成本，运用“互联网+”等新技术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降低营销和服务成本。另一方面，要对农地还权赋能，稳定其产权结构，形成有利于增加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投融资的农地产权体系。

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更加注重农产品供给结构和效率的优化。当前，中国部分农产品面临国际“天花板”价格封顶，同时又面临生产成本“地板”挤压，竞争力较低而导致产生大量库存。随着棉花目标价格的实施和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取消，农产品去库存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关注的问题。应鼓励发展多种农业经营形态，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同时，规范农业产业组织，对农业整个产业链加强管理，促进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提升农业价值链；推广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化营销，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

3.调整和创新农业补贴政策

农业是弱质性产业，对农业进行补贴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在WTO框架下，对农业生产和价格的直接补贴存在一个补贴“黄线”。中国对农业的补贴逐步逼近农业产值的8.5%，也就是中国加入WTO的承诺上限。农业补贴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调整农业补贴形式、创新农业补贴政策是关乎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短期内，对农业仍需要进行政策补贴，但补贴的领域和力度应及时调整：分阶段将粮食价格和种粮直补转移到农业基础设施中去，逐步减少农产品价格补贴的品种、降低补贴比例。加大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支持，对不同规模的经营主体采取有差别的补贴方式，让真正从事适度规模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得到农业补贴。同时，理顺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弱化和取消部分农产品的托市收购政策，让扭曲的农产品价格与市场价格差价逐步缩小，由此改变农民的预期，倒逼农民改变农产品的供给结构，并逐步摆脱对政府补贴的依赖。